■ 毕诗成

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复出了，并且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绝对“大型国企”、刚刚名列 “2008中国企业500强”第22位的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此消息属于一篇文章的“副产品”：在8月28日经济观察报网站上出现的《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邱晓华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复杂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文末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此“副产”消息一出，旋即引发强烈社会反响。（8月29日新华网）

相当多的声音属于“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对于像邱晓华这样涉及经济犯罪的前高级官员，应该在刑满释放后有更严格限制，不应进入大型国企担任高职”；有人批评，“如果腐败分子能重新启用，反腐败还有什么意义？”甚至还有人怀疑，“刚判完刑就获得企业高级岗位，这变化也太快了，背后有什么缘由呢？”（据人民网强国论坛）

公众对邱晓华“复出”非常意外甚至质疑，这一点并不意外。毕竟，邱晓华不同于解振华与孟学农，后两者不管是“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还是“防治非典不力被撤职”，都属于“工作不力”的范畴，重新启用易于理解。而邱晓华则属于涉嫌犯罪了，据新华社曾发布的消息，邱“在任职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因此对其“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按很多人的朴素理解，高级干部一旦落此田地，“复出”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

然而，群众对贪腐行为痛恨的感情，没有理由完全代替法治的理性。从积极层面考虑：邱晓华作为学者型官员，既熟悉经济工作，又有较深理论素养，可谓“年轻有为亦有才”，两年前因上海社保案中被发现涉嫌违纪而落马，显示了中央不容忍迁就任何人的反腐态度。但从法理层面讲，在已经接受了法律与纪律相应处罚后 （据称今年6月邱晓华已经出狱），其罪责已经消失，“罪得其罚”之后，邱晓华便是自由之人，重新工作，应该属于其基本权利。这不仅符合我党素来秉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也符合“罪当其罚，罪得其罚”的现代法权观念。

比起“唾沫星子也要淹死你”的“一朝落马便永无翻身之日”来，依照法条法理为规范建构权罚边界，或许更能体现出法治社会的进步来。毕竟，多数官员是不适用于“一棍子打死”的，作为国家曾着力培养的干部，邱晓华悔悟之后，愿以专长“发表自己的观点，为国家提点有益的建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算是落马官员心态不错的典范吧。

网上“可观”的质疑声也提醒有关部门：作为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其“落马”后的处理与复出都应该有一个更加公开与透明的信息。比如，邱晓华的“收受现金”与“涉嫌重婚”，司法机关令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比如，国企高级职员的录用按惯例常参照公务员的，有了不良记录的邱晓华录用时走了怎样的程序？邱的录用纯粹是因其“熟悉经济并且有较深理论素养”，还是与落马前的职位难脱干系？再比如，国企聘用高级职员是需要公示的，邱何以会以撰文方式浮出水面？信息不明，就容易令人想入非非。

都说中国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如果在上述等问题上能有公开透明的信息与令人信服的解释，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宽容的，也不至于非要往这个人身上再扔几块板砖。当然，公开信息不仅是为了服众，也是给当事人一个机会，使其即便无缘继续清清白白做官，起码也能在后半生“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任何落马的高官，只要不是其罪当诛，便自然要面对一个出来后怎么回归社会的问题。邱晓华“再就业”所引发的争论提醒我们：对于有较强社会影响的高级官员而言，不仅要从法律、党纪、政治等层面看待其腐败，也要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慎重对待其处理与复出，尽力做到信息透明，公开有力，避免“治病救人”时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效应———这或许也是邱晓华这样的群体一种很现实的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