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内容在建国后配合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氛围，一变再变，至今天收录金庸的武侠小说，其面貌和建国之初已有了很大变化。可以说，语文课本也成了观察社会变革的一个小窗口———金庸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就像一个信号，它标志着基础教育观念的一次突破，也显现出了通俗文学正在被主流文学认可的些许迹象。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都是要教育人民，把人民当作启蒙的对象，这对，但又不全对。就是说你还要倾听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要，最根本性的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入选”这个事情看起来是编了两篇读本课文的细节，但在我看来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我们的主流教育第一次俯下身来倾听人民的声音，这就具有了划时代的震撼意义，这事儿非同小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孔庆东

　　两篇高中语文读本中的课文，在这个春天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激辩。课文内容是两篇节选的武侠小说，其中之一是金庸所著《天龙八部》，另一篇是王度庐所著《卧虎藏龙》，由于编者的煞费苦心，它们以事先不声不响的方式，在新学期悄悄走进《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一经媒体报道方人尽皆知。

　　辩论的焦点：武侠小说该不该入选中学教材？其实，4年前就曾经有过相同争论，教育部欲对初中教材小幅调整，拟将金庸所著《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章选入课本，传闻一出，反对的声音汹汹而来，迫于压力此事最终只好作罢。

　　如今，金庸的小说登堂入室，虽然是读本，但关注教材改革的人士已意识到，这后面包含了编写者一番良苦用心。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最新《课程标准》中写着“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相信今后更让人吃惊的变化还会出现。

　　教材例文曾对政治亦步亦趋

　　拿着1954年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陕西师大的研究生小牛边翻边笑：“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语文教学大纲，里面选的例文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对例文的解读也有些牵强附会。”

　　小牛是专业研究语文教材的。他说，刚建国时，语文教材例文选取有两个特点，一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例文体现出很浓的政治气息，大部分都是控诉旧社会和赞扬穷人的力量和智慧；二是由于学生知识基础薄弱，选的例文十分浅显易懂，“任务是扫盲”。这种风格的例文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年份根据不同的政治口号选取时文，“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等等，也有一些寓言、民间故事、小说等文体，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一直不被重视。等到“文化大革命”极端时期来临，语文课与政治课基本没有区别了。

　　1978年，新的语文教学大纲颁布了，这份大纲不管是指导思想，还是例文的选取，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时期色彩。《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大寨花开红烂漫》、《论大庆精神》，类似这样的例文占了好大一部分，跟当时的政治氛围非常贴近。

　　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语文课本也随之改变，少了对政治亦步亦趋的迎合，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能，切合学生的实际，具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但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例文的基本篇目没有太大变化，《半夜鸡叫》这种与时代脱节的文章还入选教材。

　　全国中语会教学艺术研究中心理事、西安华山中学教师高志华多次编写中学语文读本，他说：“几年前，钱理群、孙绍振、王蒙等学者及作家口诛笔伐，著文出书，致使教材的编写者乃至语文界再也不敢、不能漠视‘外行’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外行’批评的缺失，也是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二十余年中学语文教材的总体面貌一成不变的原因之一。”

　　2001年，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标准突破性地提出“了解多样文化”，2003年颁布的高中新课程标准提出“尊重并理解多元文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庸作品研究者孔庆东博士说：“不谦虚地说，这也是我和其他一些学者呼吁多年的结果。据我所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材的那些老师们，其中16位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我本人和其他一些文学研究者从上世纪末的1998、1999年时就提出：金庸小说应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一般来说，学者呼吁一个事情，从提出到社会落实有四五年的时间差，就是说学术界看问题具有前瞻性。”

　　学生爱读书就好，哪怕是金庸

　　反对“入选”者常说的一个理由是“学生看了助长暴力倾向”，一名叫慕毅飞的人著文说：“武者，练拳脚以打人也；侠者，挟义气以行江湖也。前者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直到现在，小混混动不动就用拳脚解决问题，而且理直气壮，胆气十足，挖掘一下文化因素，不难发现，他们的主要读物，几乎全是武侠小说；后者则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最终他断定“游侠自古都是害”。

　　孔庆东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他说：“实际上，中学语文课本还节选了《红楼梦》和《水浒》片断，如果按这样的担心，学习《红楼梦》就要早恋了吧？学《水浒》就教人打架了吧？《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怎么样？《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怎么样？”

　　“所以一个坏人、品质不好的人，他可以从任何作品中看出坏的东西来，文本不起决定作用，它是外因。”

　　目前正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的李跃力同学说，他之所以对文学专业发生兴趣，要感谢金庸武侠小说的启蒙，上初中和高中阶段对武侠小说特别痴迷，从中感受到文学的无限魅力。他没有觉得看武侠小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好处倒是很多，比如金庸小说离奇的故事情节激发了自己的想象力，小说中使用的是很规范的汉语表达方式，培养了他很好的语感。现在的学生受网络的影响大，形成了一整套汉字加英语单词加各种符号等构成的“网络语言”，并且有向生活中和课堂上扩展之势，读金庸的小说还能够纠正一下。

　　西安一中的王老师对金庸小说进中学生读本也持赞同态度，不过她赞同的理由很特别。王老师说，她在学生当中做过简单的调查，结果发现有学生并没对新选入的武侠小说多感兴趣，也只是像其他课文一样，翻翻就过去了。学生对王老师说：“这有什么意思呢？电脑游戏才好玩，游戏上也有金庸。”王老师很感慨，看来金庸的小说对如今的学生构成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了，“学生爱读书就好，哪怕是金庸。现在真有学生因为贪玩荒废了学业，但归结不到金庸的小说影响上。”王老师倒是期望金庸的小说能把学生从网络游戏面前拉过来。

　　金庸非但应该进入中学生读本，今后教材编辑部门更应该多想办法，选一些更能让学生感兴趣的文章，吸引他们阅读汉语著作。高志华老师说：“从自主阅读以扩大阅读视野的角度看，我是赞成两篇入选的，但我认为编入初二较为合适，学生已能读懂。其实在整套、全册教材中，哪几篇编得特别好，哪几篇编得比较差，对一个学生能否学好语文，并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性的意义，整套教材所有内容的匹配，才是中学生全面的语文营养‘食谱’。对学生来说，最要紧的是要有面对整个语文课（除了阅读，还有作文和实践活动等）始终盎然的兴趣和坚持不懈的行动。”

　　如今的学生，身处消费主义时代，五光十色的诱惑是多重的，学生在课堂下接受的信息远远超出课堂上，大人们对越来越快的变化尚有应接不暇之感。如果一味渲染金庸小说在课堂上的“不利影响”，非但有掩耳盗铃式的不智、坐井观天式的狭隘，更有固步自封式的偏执。

　　北京作家丁天说：“除却自己能理解的、学习过的、被告知是正确的这一块，对其他另类皆不认可，皆看不惯。至少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偏执狂、喜欢较劲喜欢抬扛的主儿真出了不少，皆语文教育太单一所致也。”

　　大众文化已影响到社会各角落

　　跳出金庸小说和教材变革的关系以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争来看，“入选”事件从更广阔的视角显示出：大众文化已经强劲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推动着社会的变化，精英们不再以启蒙者的姿态高高在上，而是想尽办法，创造出受大众喜欢的产品，供他们消费。金庸作为大众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包含着强烈的符号意义，他的作品《天龙八部》入选中学生读本如一个信号，标志着主流文化开始正视大众文化，不再将其视为“下里巴人”自娱自乐的低级趣味。

　　所以孔庆东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都是要教育人民，把人民当作启蒙的对象，这对，但又不全对。就是说你还要倾听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要，最根本性的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入选’这个事情看起来是编了两篇读本课文的细节，但在我看来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我们的主流教育第一次俯下身来倾听人民的声音，这就具有了划时代的震撼意义，这事儿非同小可。”

　　“多元，共享，包容”正是消费主义年代的特征，大众性情不一，口味众多，需要众多不同类别的产品来满足胃口，拿文学而言，喜欢严肃文学就看《收获》、看《十月》，喜欢通俗文学就看《水浒》、看《故事会》，要是不喜欢文字，懒得翻书就呆在电视机前，看相声、看小品、看电视剧。

　　多元的社会中，个人的感觉偏好被当成一项权利获得尊重，有了充分存在的理由。这种个人伦理的诉求反过来又推动社会变化和调整，以适应大众的需求。在这种温和而又持续的互动之中，强制性的统一国家道德伦理逐渐被稀释，“和谐社会”则逐渐形成。

　　一位名人曾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

　　人们如果喜欢读金庸的小说，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也不应管。 本报记者　贾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