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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枯燥的,果实是甜美的。北纬34—36度,全年降水量230-330毫米,日照时数930-1100小时,无霜期150-270天……渭北黄土高原是我国惟一符合苹果生长7项气象指标的优生区。
种植面积602万亩,去年陕西苹果产量突破550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苹果大省”。苹果及其加工品的产销经营去年共赚得近200亿元,为全省农民人均增收300元左右,果区果农从中获得的年收益更是多达1100元。
亿万苹果树枝头,挂着陕西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可是访农博士通过调研发现,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过程中,同样地理条件下的苹果,却有着不同的悲喜故事……

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后孔家沟村,村民们在村后的黄土高原上种起了苹果树
本报记者 申重重 摄

蒲城苹果大王姚进财,这些年搞苹果种植发了财
本报资料照片 陈团结 摄
礼泉县建陵镇凉东村
含泪砍倒苹果树的昔日富村
2005年3月4日,天气很好,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一大早,访农博士和记者驱车西行,寻找一个叫凉东村的地方,因为听人介绍,这个村子挺富。村口的路坑坑洼洼,村口就是村委会办公的院子,举目一望,村子里的楼排列整齐,盖得真不错,“家和万事兴”的横幅嵌在很多农户的大门上。
“秦冠”没人要 每斤一毛七
看到陌生人来,几位正蹲在村口闲聊的村民,倦怠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师傅,你好啊,我们是西北农大的博士,来了解你们现在的生活……”经过博士们耐心的介绍,农民们的戒备情绪虽然消除了很多,但还是不耐烦地说:“哎,收入不行,苹果根本卖不上价,这儿都种的是‘秦冠’,现在没人要,都让果汁厂拉走了!”
凉东村地处旱地,因为地势原因,果子质量不具竞争力,大部分果子都被附近的果汁厂以每斤0.17元的价格收购。而“0.17”这个价格对于果农来讲,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王选珍家里有7口人,5亩果园,从1986年起王选珍就开始种苹果了,见到访农博士,王选珍热情地领着大家看了他家的冰窖,里面放满了扎好的整袋“秦冠”。说起卖不上价的原因,王选珍一脸无奈:“我们这儿种的都是‘秦冠’,现在没人喜欢吃,人家现在都是‘嘎拉’,连‘富士’都不好卖了,我这儿又是旱地,产量上不去,人家一亩地打一万斤,我这儿就是三五千斤!”因为卖不上价,村民每亩地的投资也是连年减少,现在每家不过300余元,投入少,产出少,价格更低,形成了恶性循环,有少数果农曾含泪砍倒了挂果多年的苹果树。
年年种苹果 年年得借债
记者将王选珍家的苹果算了一笔账:一亩苹果产果3000斤,卖给果汁厂仅获得510元,而一亩地算上化肥、农药,投资至少300多块钱,一亩地仅能得到纯利润200余元,5亩果园地不过1000余元,7口人平均下来人均不过150余元,算上买粮的费用,王选珍一家入不敷出。在记者走访的多位农户中,绝大多数和王选珍面临的困境一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村子的楼盖得真不赖,内部“软件”也不错,大彩电、VCD、大沙发……时髦的电器在农户家里却并不少见,这些楼是“秦冠”销售的黄金时代1993年、1994年盖的,那阵儿苹果卖得好,每斤都在2元钱左右,凉东村很多村民那时都成了“万元户”。可由于固步自封,品种不改良,无法抱团闯市场,很多村民有十年没盖新房了,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
一个果树站就一个技术员
凉东村村口就是村委会办公的院子,建陵镇果树站站长张积显那一天恰巧也在。见到访农博士,甚是兴奋。说起教村民如何种果,他显得神采飞扬,向记者介绍起了栽种果子的各种口诀,滚瓜烂熟。“你是果树站站长?”记者好奇地问他。“是啊!”“那果树站几个人啊?”“就我一个啊!”说到这儿,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张积显,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67岁的张积显已经退休,是被返聘来指导村民种果树的,可是一个人服务上万人的大镇,能忙活过来吗?“村上难道没有再培养更多的技术员吗?”记者问。“村上干部的工资还没发,村干部哪来的积极性?”村委会一干部在一旁无奈地说。
白水县收水乡五泉村
农民收入没变,但观念已变
白水县收水乡五泉村,这个村的人被认为思想活跃,头脑灵活。一听说博士来村中调研,村主任赵兴昌立即召集了全村几乎所有加入协会组织的“村民会员”来到他家。出乎访农博士的意料,村民们见到博士,非常健谈,田西堂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义务技术员心甘情愿”
田西堂的文凭是高中,在这个村子里是高学历了,见到博士,他坐在沙发上手拿两个苹果,不紧不慢地说:“同样是苹果,有的能卖到1元,有的才卖五毛,这是什么差异,就是管理水平的差异!”
田西堂自从2003年加入白水县绿瑞果业协会后,就自愿当起了村子里的“技术员”,义务为村子里加入协会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为啥不要报酬呢?”田西堂憨憨一笑说:“我们协会有专门聘请的专家,定期给我们上技术课,我心中有了底,获得了知识,所以愿意为大家无偿服务!”经过一年的努力,田西堂也确实尝到了“甜头”。
果农明白“大改形不是胡弄”
作为会员的村主任赵兴昌则有更多的感慨,前年11月,他在县城里结识了一个叫孙亚军的普通农民,当时和这个人打交道,觉得这人挺实在,就加入了孙亚军刚刚组建的绿瑞果业协会。“加入这个协会,是不是增收了?”记者忙问。赵兴昌实在地说:“收入暂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关键是有了观念的变化。”
他讲了一段故事:去年年初,村子里说要对苹果树“大改形、强拉枝”,那时,赵兴昌对此很不理解,把粗大的枝条都剪了,果子不就结得少了?那天,县上来了个技术员,给他的几亩苹果树动了“大手术”,赵兴昌当时气就上来了,“这不是胡弄吗,不是看他年龄大,我肯定把他哄出去了……”可是,经过果业协会定期派人讲解,他明白大改形促进了果子的光合作用,有利于提高果子的质量和数量。
农户+协会+公司,坚持下去
如今,村民加入的绿瑞果业协会有1000多户会员了,协会每年统一选购肥料、农药、套袋等生产资料,以优惠的价格供应给会员,每年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每月为会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待苹果成熟后,协会再以高于市场价的水平从会员手中收购,供应客户,在果农和客户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会长孙亚军总结的模式是“农户+协会+公司”。
尽管协会已经有1000多会员了,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交了会费,协会成立2年来亏损7万余元,但孙亚军说:“尽管现在这么难,但是我看准了这条路和国家的政策,我是农民,太知道他们的需要了,我会坚持走下去!”
礼泉新时乡张则村
“果价集体砍”的新型果农
踏进张则村,有点乱。沙石、砖头、三轮机动车……原来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盖房子。和凉东村不同,张则村地处水浇地,可以灌溉,亩产能打上万斤,从1989年起,村子就不种“秦冠”,改种“嘎拉”和“富士”了。村民家家都种苹果,但是果价却得在村主任家里商议,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规矩!”
卖苹果村民不能私下降价
按照村子里的规矩,价格不能乱,必须按照统一收购价。每年客来的时候,村上都要在广播上播出,各家不能随意给客商价钱,由村委会统一制定。“农民信息落后,不知外面行情,急着卖出去,将价钱降得很低,把行情就搞乱了。”
时间长了,客商们也知道了张则的规矩,先不找果农,而是找村主任。为防止个别村民搅动价格,村上也制定了村规:一旦违规不得参加村上统一组织的苹果销售。目前张则村的收入行情是:“嘎拉”以每斤0.60元到0.80元出售,除去成本,一亩地能落下4000余元呢。
村主任兼联商会联络员
村主任郭文强在家里接待了来访博士,他的家里悬挂着村主任履行的各项职责,桌子上放满了印有果子生长期的《黄土高原地区优质苹果无公害生产周年管理历》,“这些我们都给村民们发,他们都知道的!”
因为品种更新快、质量过硬,张则村的果子百分之百不愁买家,其中三分之二靠客来收,三分之一依靠的是“礼泉县工商联果业商会”出售。而郭文强除了是张则的“父母官”外,还有一个重要职务就是“礼泉县工商联果业商会”的“联络员”。
联络员和商会签有合同,每年须按合同规定的数量和质量供应果子,事成之后,联络员每斤提成2分钱。商会再把采来的果子和汽车信息部、货车信息部和果行信息部联系,构成一个大采购销售网,客商有需要,商会可以发挥众多力量,满足各方需求。
三个村子不同故事
博士给农民致富指路
亿万苹果树枝头,挂着陕西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可是访农博士通过在以上三个村的调研发现,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过程中,在同样地理条件下的苹果,却有着不同的悲喜故事。对此,应该如何看待呢?
“把自己组织起来”
李继翠博士说,基层组织是否得力是决定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三个村子,村上组织好的,果农就显得很有信心;村上组织力很弱的,果农的精神风貌肯定很差。
“不管是哪种模式,‘农户加公司’还是‘农户加协会加公司’,村上应先把农民组织起来,和市场形成对接,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凉东村的村民没有和市场对接,完全是小农对着大市场,长期处于劣势,没有出路、没有组织,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前几年,‘秦冠’卖得好,那是偶然处在苹果的‘卖方时代’,是很短暂的。现在农民生活很苦,他们很迷茫,对现状很难理解。”
李继翠博士说:“农民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苹果的出路,关键是苹果要有品质,有了标准,就有了出路。在白水的五泉村,我就看到了希望,一个村主任和果业协会的带头人,都在抓苹果的‘标准’,很让人为之一振;而在凉东村,‘秦冠’这个品种,十几年不变,技术品种没人抓,果子没有了标准,肯定就失去了市场。”
张会博士说:“我们原来以为村民的观念很落后,但是在白水五泉村,问了很多村民啥是‘绿色食品’,他们答得八九不离十,这说明村民的观念是很新的。关键要把‘技术、标准、信息’带给他们,政府应当抓最基础的东西,抓果子的品质,以前有外地客商说,‘少谈些数量,多谈些质量’,现在想来,很有道理。”
中介组织期待支持
李继翠博士指出:“单靠农村中一个能人是不行的,像张则村发展得不错,那是依靠了礼泉县政府成立的‘礼泉县工商联果业商会’,一个已经成熟了的协会组织;而白水县五泉村,协会组织人明显感觉到很费劲,首先没有资金支持,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的运作来维持,我觉得应当加大对协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应当给予资金、政策等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相同纬度,三个不同村庄,演绎着不同轨迹和结局的故事。正如一位访农博士所言:“我在凉东村农民眼里,看到的是失望和进退两难的迷茫;在五泉村,我虽然也看到了贫穷,但我在农民眼里,看到了希望的闪光;而在张则村,则看到了农民靠中介组织,也可阔步市场的未来方向。”
本报记者 张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