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香港大都市，香港人又是如何解决“蜗居”问题？大部分香港人都住在政府的公屋或居屋，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承担得起“私人楼”。但是香港政府的住房保障体系较完善，居住不成问题。在港铁工作的Janet工作七八年，月薪约为三四万港元，去年初她与丈夫买了一个位于元朗的新盘原筑。这个53平方米的两房单位当时的售价是190多万港元，今年春节她的表姐到楼盘看了后觉得设计非常精巧，想买一个单位，结果这个楼盘只卖剩三四个单位，同朝向的单位已升值到230多万元，一年间升了20%多。以Janet与先生的收入来算，一年收入70多万元，约3年的总收入可购买一个上车盘，虽然房子很小很蜗居，但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节衣缩食她也认为：值了！

　　一位熟悉香港楼市的人士称，适合年轻人的200多万元的上车盘在香港并不难找，新界村屋100多万港元有成交；市区20多年楼龄的旺角或太子单体电梯楼也只是200多万港元；希望有社区及住新楼的则可选择将军澳和元朗的新房，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m2左右，比深圳的豪宅贵一点。但香港地铁交通发达，年轻人住郊区到市区上班问题不大。

　　什么撑起了高房价？

 　　经济高度集聚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

　　与中国众多城市正处在房地产飞速发展阶段不同，首尔的房地产发展显然已经不是黄金时期。高房价主要集中在首尔，离开首尔，周边的房价立即便宜50%左右。与首尔相似，东京、台北、香港、新加坡都呈现出人口密度高的特点，而这正是产生和支撑高房价的重要原因。

　　看看这样一组数据：东京都，即东京圈的核心城市，在面积只是上海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而上海面积是东京都三倍之多，常住人口不过1900万。新加坡的人口已达5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6430人，比纽约、伦敦等大城市高出一倍；香港人口已迅猛增加至700万。首尔人口1750万，是纽约市人口的两倍。

　　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世界一流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作为东亚一线大都市，发展潜力和吸引力自然不言而喻，这里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大量的人口聚集必然产生极大的住房需求。因此，东京的工薪族早已经习惯工作在东京、居住在周边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一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多达3~4个小时。

　　虽然经历过一次金融危机后，不少城市的投机、投资氛围已经淡了很多，但东方人特有的买房置业观念仍然足以支撑起东亚一线大都市的高房价。

　　虽然在新加坡购买组屋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却特别向往拥有自己的私宅。在市中心繁华地段牛车水一处位于半山腰的商品房珍珠苑居住的谢女士，10年前在这里购买了一套1800平方尺的私宅，“肯定还是私宅好，有会所、游泳池、健身室，组屋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据她介绍，很多人都会向往购买私宅，但是由于私宅是纯市场化的，价格一般都在1000新元/平方尺(约53000元/平方米)，虽然新加坡很多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0多年都未必买得起一间私宅，但是大家都以此为目标，一旦攒够了钱还是希望能买一套私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元汇率的大幅变化使民众对韩元没有信心，我们到韩国短短五天，人民币对韩元汇率由1：154变为1：186，这样剧烈的变动实在令人惊讶，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以房产作为投资的途径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香港，豪宅之所以“豪”得起，原因有三个：一是由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一批每个月可花得起20万~30万港元租住豪宅的银行家和高收入人士；二是发展商肯用优材打造豪宅；三是内地民企大老板们乐于在香港买豪宅，投资之余也为了抗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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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图：记者邹峻、王荔珏、刘丽琴、李凤荷、陈白帆、龙蕾、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