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相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6.1%%和7.8%%，其中还有1900位10亿级别的富豪和140位百亿级别的富豪。在去年遭受全球金融危机侵袭、国外富豪财富缩水的背景下，中国的富豪却快速增长，这是不是显示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无可匹敌的优势？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这些富豪的构成，在这方面，胡润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径。

　　报告指出，炒房者成为千万富豪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火爆使众多炒房者成功晋级，这类人群已成为今年千万富豪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只要是熟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人，就可以认为胡润的这个说法是基本可以成立的。报告还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是富豪最多的三个地方，而这三个城市正是在去年出现了房价突飞猛进的“盛世图景”。很显然，从胡润出具的这张富豪成长路线图中，也可看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扭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构成民生基本要素的“衣食住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首要功能是向居民提供切实的住房保障，在我国这样一个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可利用土地资源严重紧缺的国家，强调这一点尤为必要。自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以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渐活跃，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功能却逐渐扩大，而其向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功能却相应出现了萎缩。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里，炒作者运用种种手段拉升住房价格，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成了千万、亿万富豪，但是房地产市场的保障性功能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大量无力参与炒作的城乡居民就这样成了“人质”，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买房，从而使住房问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我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背离它的保障功能，成为一个投资功能过于膨胀的市场，这与地方政府不适当的引导显然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在GDP这根指挥棒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市场创造政绩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以高价出卖土地，以高房价吸引游资进行炒作，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的“不二法宝”，而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居民安居房的建设总是没有积极性。很显然，“土地财政”与炒房富豪在房地产市场上已经结成了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地方政府要利用炒房者来创造市场人气，活跃市场，炒房者则需要地方政府给他们亮出绿灯，让他们获取更大的收益。在这种伙伴关系之下，不少地方政府成了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机器，炒房者如鱼得水，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则只能搁置一边了。

　　这些大量涌现的富豪，在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自然可以称为成功者。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小康社会，换个说法就是希望人人能够成为富豪。但是，社会的资源有限，人人成为富豪固然可以成为一句激励人心的口号，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富豪的出现，其身后必然有贫困者，一个炒房富豪的背后，必然站立着无数沉默的蜗居者。这些大量存在的蜗居者是不可能进入胡润的财富统计报告里的，但是，社会的鸿沟就这样出现了，并且越拉越大，这是政府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现实。

　　今天，我们不应该反对富豪的出现，政府有理由、有责任让更多的富豪出现，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放弃社会公平原则，更不能放任属于全民的社会资源向少数富豪倾斜。大量炒房者轻松地成为富豪，其实已经对我们的政府职能产生了严肃的拷问，尤其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为蜗居所困的时候，政府更应看到自己所负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必须打破与炒房者的“战略伙伴关系”，采取切实措施把目前过于炽热的房地产投资甚至投机风潮遏制下去，这是政府面对当下社会所产生的这个拷问必须作出的抉择。(周俊生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