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近日建议，可以为每位农民工每年发放一万元住房补贴，这样GDP就可增长2.3%，也可以缓解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消息一出，很多人都笑了，感觉茅老是越老越糊涂，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大白天妄想。

　　我倒不以为然。这建议或许操作上有点困难，比如要是每人补贴万元，会不会一下子冒出六七亿“农民工”?况且在这等投入上素来抠抠缩缩的公共财政又怎肯如此出血大放送?但就逻辑来讲，这建议其实是很对头的———住房补贴本就该投向弱势群体，现实却大量花在了强势群体身上。

　　就在茅老建议之时，国内新闻另有两个热点：农业部被曝出低价团购了800套限价房，山西忻州市也冒出了“限价房沦为公务员小区”事件。一是国家部委，一是地方政府，很有代表性。当然，两者都在辩解，比如忻州就说他们没有动用公共财政进行补贴，遗憾的是好像没几个人相信。大家随便想想就能明白，政府机构拿到限价房，肯定不是白白吃下的，而能够回报的，除了公共资源还有啥?

　　其实公务员挤占保障房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两年更有膨胀恶化的迹象。房产大佬任志强就抱怨说，北京有很多低价定向住房没有向社会公开销售，并颇有所指地称“公务员显然不应该包含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在媒体上表示：“去年一年，福利性的官员住房大大超标，公务员适用房、集资房出现了失控状态。东北一些机关甚至把集资房建在了海南岛。”

　　这几条新闻放到一起，想说明一点：住房保障、住房福利这些东西，从道理上讲，应该给最弱势群体，但严峻的现实却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以至于你建议给农民工发住房补贴，我们说是痴人说梦;以至于有政府单位涉嫌违规吞下福利甜点，我们也不以为奇———甚至没觉得这是涉嫌腐败应该高调调查，而是当事人解释解释也就行了。这不是错位是什么?

　　谁能说清楚，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在住房补贴、集资建房、福利分房等方面，每年超过标准、直接用公款或者间接使用的公共资源，到底是多大一笔金额?我们一次次听说有的官员房子“一套又一套”，实际上这又是一笔糊涂账。就拿上个月搞得沸沸扬扬的部委预算公开来说吧，当时就有人看出来：“部门住房保障支出过大。”比如国土部最多达1.36亿元，财政部逾6000万元，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让纳税人超额负担的?大家不知道，甚至“理论上”应该是多少也不知道，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事儿好像说说也就拉倒了，没人给大家一个交代与纠正。这种“随心所欲”怎能让政府部门“不逾矩”?

　　政府要管无处安居的农民工住房，还是要管已经舒坦得不知道睡哪套屋子的公务员住房?显然是前者，这不仅涉及拉动GDP的问题，更涉及政府责任的问题。但现在，据说保障房、廉租房全国基本没有完成指标任务的地方，农民工聚集区不断地被商业开发挤压撵走，而公务员们倒是屡屡曝出“低价房”来，假想一下，如果把所有公权部门在住房上的违规行为、违规资金都堵住了，加到一起，给农民工每人发放一万元，真的不够吗?不见得!

　　把话说得再极端点：底层民众向政府要住房补贴，就是可以“狮子大开口”;政府部门给自己搞福利房，就是“一分钱也要掰扯清楚”。而现在，建议给农民工房补的茅于轼遭到讥笑与嘲讽，动辄搞定“限价房”的政府部门反倒被充分“包容”，这不是最大的笑话与最无助的悲哀吗?(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