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旭刚

　　北京警方4月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变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4月26日《新京报》)

　　据说，封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村庄出现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况，希望通过封闭管理来扭转局面。从这点来说，似乎倒也可以理解。但这一“封闭”却在网上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言辞激烈地称，这对流动人口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它会进一步压缩流动人口在这个城市的生存空间。与之相应的是，另一部分人对“歧视说”嗤之以鼻，给出的理由是——— 现在大部分社区都实行封闭式管理，凭啥村庄封闭管理就是“歧视”?

　　一方说歧视，一方说正常，陷入了舆情的“胶着”。仔细研究网民跟帖的口气，倒也能看出一些“规律”：主张封闭的，多是一些居住在村庄中深受“治安混乱”之苦的人;而反对封闭的，多是那些常年漂泊在外，始终在城市中难以找到“家”的感觉的人。另还有一些旨在“维护弱者权益”的旁观者，他们简单地认为“封闭流动人口”是一种监视管理。

　　厘清了发言者身份，便会发现，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很难简单判定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说到底，被封闭的村庄击中的，其实并不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的利益，而是我们该如何化解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诸如流动人口、治安、城市环境、城市开放度、城市包容度等一系列问题。

　　一个城市，必然要在扩张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原本不属于这座城市的人;同时，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也正是由于其包容并吸收那些 “流动人员”。那些城市中的村庄，无疑就是大量来自农村或者其他地方的人的落脚之处，在这里，他们既有了融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毕竟，在这里的生存成本是相对比较低廉的)，也可以寻觅到一些和故乡相似的感觉，而这些感觉，使得他们不至于在陌生的城市面前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村庄的封闭，无疑就是阻断了那些外来者进入这座城市的道路——— 想想看，一个人决定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闯荡一番，去了之后才发现，在这座城市之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村庄，都在搞封闭管理，都不让自己入内，那么，他会作何感想?恐怕，除了失望与愤愤不平，再也不会有别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堵高墙，封闭的不是一个村庄，而是自己的城市梦。

　　当然，给外来者保留融入城市的畅通渠道，并不是说要让融入变得无序，但是，那些呵护城市秩序的方法，决不能伤害到融入本身。倒洗澡水是应该的，但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能连孩子一同倒掉。明白了这些，就会发现，封闭一个村庄，的确是个小问题，但如何让那些外来者能够有机会有秩序地融入城市，却是个大问题。而要做到这些，恐怕还得在就业政策、户籍制度等宏大的方面想想办法、出出招。唯有改变农民工们在城市里的整体生态，人们才不会因为封闭一个城中村就立即和“歧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