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王智勇回应称，事实上，这些基层组织绝大多数依托各乡镇、局委、街道、居委会成立，并不涉及新增资金和人员。

　　将慈善事业纳入干部考核更是一道紧箍咒。邓国胜直言，政府的出发点肯定是善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政府对慈善强调过度了，可能矫枉过正”。邓进一步指出，通过考核方式发展慈善，完全可能引发政绩冲动，其结果是慈善大跃进，浪费稀缺资源，导致民众对慈善的曲解。

　　对此王智勇回应称，考核初衷不是看哪个部门捐钱最多，而是通过具体指标衡量政府的德政和善举，促使干部更加关注民生，关心弱势群体，“我们考核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程度，有什么不对么?”

　　他强调，他们将始终坚持两大原则：自愿和绝不摊派。

　　路径

　　尽管争议尚存，荥阳仍在探索前行。王智勇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着重两件事，其一是捐赠物资的公开透明，通过广播报纸乃至专门的慈善电视台，争取公示到每个村;其二是通过对各类慈善需求的梳理，设立慈善项目库，以利慈善双方供需对接。

　　由于组织有力，荥阳入选民政部“中华慈善奖”。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不排除荥阳经验向全国推广的可能。

　　慈善究竟民办还是官办，这关系到慈善事业未来走向。由于《慈善法》仍未出台，其中的政府职责与社会责任等诸多规定都付之阙如。

　　邓国胜则表示，慈善事业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体，已是基本共识。目前因政府介入造成的纷争，正是由于慈善法滞后所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也直言，现在有一种声音，要求政府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以发展空间。这背后的理由不难理解，“如果政府要替代民间，将是种种坏事的发端，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为腐败的官员所利用”。

　　然而，民间社团难以壮大或许还来自于对“利维坦”式公权力的迷信，以及对草根组织的不信任。

　　腾讯公益基金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公司一度曾有大笔善款需花出去，当时也有一些草根NGO和他们联系，但最后他们仍选择把钱捐给官办的公募基金会，“草根NGO可能触角比较灵敏，服务也不错，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长期看政府应该退出慈善一线，集中精力于慈善制度环境的培育。“切忌大包大揽和急功近利，更要防止将政府公共治理责任，诸如一些合理的教育医疗问题解决等，转嫁给社会慈善买单。”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