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日本留学生前德美穗子告诉本刊记者，日本发生地震，死亡率通常不会很高。以她的观察，“中国建筑房子还不够结实，所以地震时比较麻烦。”

　　该校另一位日本留学生铃木贵思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很多建筑没有足够的设防。在日本每幢建筑都会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来建设，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不允许竣工。

　　高建国认为，网络上产生地震谣言并由此在社会上引起恐慌心态，这反映了防震减灾基础工作欠账过多。比如公共建筑的设防标准偏低，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城区建筑的安全性需要加强。相比之下，日本、美国建筑设防做得较好。

　　他建议目前应该实际采取的行动是：有关部门应该进行抗震知识的广泛宣传。1975年海城地震前，地震局都做了大量、长期的抗震知识宣传，普及防震知识，这为最终地震预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据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福建泉州出现过地震传言事件，渔民甚至跑到香港。当地地震部门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做了很多工作，解除了当时的恐慌。

　　高建国认为，要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工作。中国要坚持地震预报科研自主创新的道路，同时相信老百姓的力量。地震预测预报任务不能完全寄托在专业队伍身上。要坚持周恩来总理当年提出的“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一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防震减灾思路。

　　39岁的陆阳，是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医生。她在日本留学时，经历了一次大地震，在学校的师生中，她是唯一没有急救包的人，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公民在防震意识上的差距。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教育。”周逵说，他最近才知道，地震时不应该躲在桌子下，这是他通过网络学到的知识。

　　“中国人对地震完全没有想法。”铃木贵思说，中国同学如果遭遇地震都不知道怎么办，即使来自地震多发区的四川省的同学也是如此。

　　前德美穗子说，日本的学校基本上每学期都要演习。从幼稚园起，每个人都要参加。演习如何跑、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铃木贵思说，学生坐在身下的坐垫折起来就是一个帽子，演习时扣在头上，坐垫虽然是软质，但是很厚。日本有地震预警，通过电视提前发出预告。

　　“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日本旅华作家、中国观察家加藤嘉一说，“如果公众没有做好相应准备，当然会发生恐惧。”

　　加藤嘉一说，日本历史上也有死伤很多的地震，达到今天的防灾水平是一个历史进程。

　　他认为，中国公众平时要提升防震意识，“从小学到高中，日本人接受至少12年的防震知识教育。我们都明白，地震发生时应该怎么做，地震到来时也就不恐惧。克服恐惧不要从教材与理论出发，要靠体验。老师、学生都要有这些常识的储备，这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构建。”

　　“恐惧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加藤嘉一说，“不要盲目把地震、台风看作敌人。它是生命、生活的一部分，防灾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日本人从出生到长大，就这么准备着，即使最后不发生地震，这也不是白做，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万一地震发生，无法正确应对，损害将是非常巨大的。”

　　周逵说，地震传言事件后，他思考产生恐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80后一代没有经历过唐山地震；二是近年来中国发生大地震，媒体侧重于报道抢险救灾，事前的防震减灾知识传播偏少，公众这方面的信息匮乏。”

　　“中国发生大地震，人们因惊慌而盲目奔跑，这样死亡的人数一定不少(大地晃动时跑出楼房，易于被掉落的砖瓦砸中)，我为此心里很不舒服。”前德美穗子说，“日本人这方面有经验，地震的当时不能乱跑。可以跑的时候是晃动停止的时刻。”

　　“中国发生过唐山大地震，但对多数人来说地震还是陌生的。”加藤嘉一说，“对于中国老百姓，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必须认识到地震是会发生的。这方面的意识两国国民差别很大。玉树地震的发生，证明地震的可能性是时刻存在的，中国东部和西部，都应该做好准备，这是最重要的。”(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