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不转变理念，那你肯定是光剩下技术层面的东西，那顶多你今后不去抢人家的相机、抢人家的笔，但是你公开透明的理念还是没树立起来”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伍皓选择了失约。在遭遇“扔钱门”后，他本答应网友约请，准备4月28日晚赴后海面谈的。不过3天以后，这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反悔了，他在一条批评他的微博(http://t.sina.com.cn)后写道：“考虑到28日之约我如前往，难免再成新闻焦点，难逃作秀嫌疑，想来想去也不去了。”而那条让他“脊背冒汗”的微博是这么说的——“伍皓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事件发展到现在，个人觉得是越来越朝着作秀，捞政治资本的方向走去。”

　　4月22日下午，正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人民大学演讲，开场白尚未说完，即遭网友现场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甚至一度答应赴约，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一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友极大的兴趣——在内地，较高级别的官员很少“有机会”能够直面抗议。

　　伍皓是在2008年12月10日去宣传部报到的，几个月以后就因为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而出名，此后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最近半年更因为在微博上频繁发言——施政、辩论、作诗、求助、晒心得、晒收入、讲故事、夸人、批评Google等等——而持续毁誉参半。

　　1992年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毕业后，伍皓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当时北大已经整整10年没有毕业生去西藏”，而上一位赴藏工作的是他的师兄胡春华。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和云南分社工作16年后，他调入云南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的舞台更大，我也很喜欢。现在每天做多少事情基本上是我自己安排，只要你想做，有做不完的事。”2009年3月，他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而4月28日第二次接受采访，告别时他挥挥手：“只要我还在位置上，以后云南有什么突发事件，你们随时来。”

　　“扔钱门”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更多的人，包括伍皓自己，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人为双方鼓掌，把它视作现代社会公民抗议的一次演练，“今天，你拥有了向5号抗议的自由。明天，我就可能获得向巨大的1号们抗议的权利。欢迎互相热烈地投掷纸币！而不是把对方投入监狱。”

　　人物周刊：最近两天微博都没更新？本来应该今天去和网友面谈的。

　　伍皓：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是想了很多，确实觉得有一些作秀。实际上你说我比较高调，或者说作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宣传管理工作面临一个理念的变革和进步，要让更多的同行来接受这些新的理念，你不去推广、不去说，那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小的。其实我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也是比较谦虚谨慎，但做事(和做人)不一样。

　　但“扔钱门”以后我还是想了一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该展现的理念也都展示了，所以就不用再说了。原来主要是系统内好多人不一定接受咱们这些理念，但现在我看是越来越接受了。包括最近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已经3次跟全国各地来的领导干部讲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的一些理念，各个省的宣传部门也都请我去讲课。

　　人物周刊：他们想要学什么东西？技术还是理念？

　　伍皓：主要是理念，理念必须要转变，现在新闻宣传管理上主要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为此我这儿还发生了一个争执。当时讲媒体课的时候是白岩松他们来，但是他们讲的我就觉得纯粹是从技术上，比如说记者对付官员有哪些手段，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有哪些应对的办法等等，我觉得应该在理念上转向，从博弈和对抗，走向协同与合作。信息传播有4个主体，相关职能部门、媒体、媒体的管理者、公众，四者的结合点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

　　人物周刊：也许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等才是根本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博弈”什么的是不是有点奇怪。

　　伍皓：所以关键就是理念的转变。你如果不转变这个理念，那你肯定是光剩下技术层面的东西，那顶多你今后不去抢人家的相机、抢人家的笔，但是你公开透明的理念还是没树立起来。我躲，我推，我逃，我顶多说一些漂亮的话，实际上我看不起你，你记者算什么，根本不用搭理你，所以才会有那些举动。而理念转变过来，整个关系就转换过来了，就不存在权力的傲慢的问题了。

　　人物周刊：管理者在那个位置上，以前这么做都很舒服，他有什么动力要改变理念呢？

　　伍皓：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要让这些理念得到普及。你看我在微博上怎么老是自我炫耀，稍微有一点好的评价就转上来，这不是我个人想怎么样，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什么动力要让人家来转变？所以说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理念转变以后，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去年以来我们这样做了，所有的突发事件，记者来我们从来没有像别的地方那样说不准你们来，堵截、盯防、婉拒什么都没有，并没有把云南抹得多黑，是吧。所以信息公开透明，并不会损害一个地方的形象，反而会为一个地方的形象加分，政府的公信力会得到提高。

　　新闻回放：伍皓人大演讲遭网友扔一身五毛纸币(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