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游离

　　梁峰说，经过这么多事，他算明白了，现在不管是叫他们新生代农民工也好，还是“民二代”也好，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大家到城市里，猛然换了一个环境，并且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环境，如果把握不住，就可能“一下子栽倒在地了”。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讲，遇到什么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然后悔就迟了。

　　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现在的身份，他说他明白，他现在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边缘阶层。

　　梁峰称，据他观察，他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也不会返回家乡，而是继续在城市寻找机会。他们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成为社会游民”，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为此，他感到很担心。

　　梁峰打工的企业老板对梁峰评价很好，说这个小伙子，虽然以前走过弯路，但是现在让人很放心。老板说了这样的一件事，去年8月份，厂里有两个工人因为小事发生了纠纷，最后殴斗，梁峰在现场，就远远地躲开了。通过这件事，让大家对梁峰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梁峰还对记者说，一次他上街，看到一个小偷在偷一个工地上的东西，就上去对那个小偷说，兄弟，还是好好做人吧，这样做不好。那个小偷骂他多管闲事，梁峰说，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你就做吧，我在里面蹲了一年半，你想体验一下，就去吧。那个小偷听了这话，就自己离开了。梁峰说，他当时看到那个小偷，就想起了自己。那个小偷从年纪上来看也不大，如果就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就毁了”。

　　谈起以后的打算，梁峰说，先这样做着，然后再找机会，如果有机会了，就多赚些钱，没有机会，就挣些死工资。而他从出来到现在，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他说他没有脸面回家，等将来赚到钱了，再回家去看看。

　　在19岁的梁峰看来，这个城市里的机会就像在街角巷尾飘过的那缕清风一样，无处不在，虽然大多时候，当你为它驻足时，它却不知所踪。

　　迷失，在城市的边缘

　　特约记者/毛空军

　　笔者采访的近20名“民二代”服刑人员，没有一人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受“发大财”、一夜暴富、仇视富人等心理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追梦人

　　和大多与自己同龄、梦想着衣锦还乡的人一样，孙理想(化名)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监狱里，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尽管现在，他仍只有24岁。

　　孙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一个农村。家里说穷不穷，说富不富，除了曾当过小学老师的父亲的退休金外，每年还有3000多元土地承包给别人的收入。地。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块钱。他在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都没有什么变化。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的孙理想返回老家，但两个月后，他便呆不住了。朋友王云回家探亲，孙理想见王云西装革履，提着大包小包，非常羡慕，觉得王云发财了，可自己出去打工干了两年没有挣到钱，却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的心又活了，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两人一拍即合。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安。2007年年底，他思念自己的父母亲，给父母亲买了200多元钱的营养品，又带了1000多元钱作为路费和花销，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次探亲，孙理想并没有给父母留一分钱，那1000多元钱除了留下路费外，其余的都花在和朋友一起喝酒上了。

　　而自打工到被捕，孙理想一直没有向家里汇过一分钱，“家里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他说。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红梅牌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孙理想当保安半年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和笔者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上两个小时，有时一天上个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确认对方是女网友的方式是通过视频，他得意地说这些女网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成为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

　　至于聊天的内容，他只用一句话概括，“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自己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寻摸一下，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那是一间新世界购物广场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把插头拔掉，拿着电脑准备离开时，孙理想在出门前回头突然发现，屋子墙角上方有个摄像头，在门后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个7英寸电视大小的接收器(显示器)，孙理想连接收器一起拿走了，他自以为没有这个接收器，摄像头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没有想到，他的盗窃行为早在他们取走显示器之前已经全部储存在显示器中，况且购物广场已安装了许多摄像头，对此一清二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由于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王云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0年4月2日，是孙理想刑满释放的日子。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踌躇满志：“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别人说我们来京打工是为了拥有发财梦和城市梦，我举双手赞成。我个人认为，我干上了保安就是已经拥有了发财梦和城市梦，尽管是昙花一现，但我毕竟曾经拥有或者实现过。我不怨天尤人，我依然是那句话，我美好的未来不是梦!”

　　孙理想在监狱里，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提到了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出的“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从电视、报纸、杂志上看到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将目光聚集到“我们这个群体身上”，因此，他说自己“满怀信心”，并又一次引用了一句歌词，“彩虹(阳光)总是出现在风雨后”。

　　我要的自由呢

　　柳平(化名)，1 9 9 0年1月出生，初中二年级文化，家住甘肃省盐官镇的一个农村。家中有5口人，以种地为生。

　　柳平初中没有毕业就不想念书了，想来北京打工。但其曾经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尽管常常打架逃学，成绩仍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至于每次考第一的原因，他解释为老师上课无非是讲点方法，其他的自己都会，照着课本例题做就行了，至于课外题，买点书看就会做。

　　在2006年年初，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辍学来京打工。谈到来北京打工的目的，一是不想让家里、学校管教，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想挣钱——家乡比较贫困。

　　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边上的一家服装厂，干做衣服的活，月工资900元，包吃住，确实比较自由。柳平每月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未向家里汇过一分钱。他平时喜欢上网，花在网吧里的钱每月大概400元。如果厂里没有活干，他会一整天都泡在网吧里。在网上他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并给她花了4000多元钱买了一条金项链，但恋爱谈了不到一年，他就犯了罪。

　　柳平认为自己第一次犯罪是因为年龄小，怕苦怕累。他被4名年长的人拉下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在大兴旧宫附近，入室盗窃8起，专门盗窃钱和手机，被捕后被判刑一年。

　　他在大兴看守所服刑不到半年，又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市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