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南方都市报》供图

　　深圳富士康员工梁超14日夜跳楼身亡，成为富士康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目前，富士康正建立各种情绪宣泄管道，试图排解数十万员工的致命忧愁。梁超家属正与厂方谈判，希望得到更多补偿。富士康的员工关爱热线已接到数通电话，咨询跳楼身亡的赔偿价格。

　　梁超来自安徽岳西县，和哥哥梁丰在富士康上班。据警方调查，14日晚近11时，他用小刀划伤自己后从宿舍楼顶跳下身亡。次日，梁超8名亲属赶到深圳。

　　在梁家人看来，富士康规模庞大，从不拖欠工资，这样一份工作在家乡值得夸耀。梁超叔叔吴森焰说，岳西海拔近千米，“只要有点志气，都闯出来了”。

　　吴森焰坦言，他从侄儿口中得知，“平时除上班就是睡觉”，但家人并不以为意。

　　“富士康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可能处理那么多次也有经验了，来了就有地方住，还专门安排厂里的护工陪着梁超的爸妈，有专人跟我们谈善后的事”，谈到补偿，吴森焰不愿透露进展。

　　梁家代理律师则说，梁家希望补偿“越多越好”，他回避了这笔补偿的定性问题，只是说，“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在场家属也点头认可。

　　九连跳后的连番补偿在富士康园区里造成一种暗示作用。

　　在接连发生跳楼悲剧后，富士康一度自我检讨和反省。耗资百万的员工关爱中心和专职心理咨询师计划由此而生，以便于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心理疾病有可能传染，如不预防影响会很大。”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证实，心理暗示效应已有所体现。

　　一名富士康的部门主任曾说，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员工就以“第七跳”为由，索要25万元赔偿。

　　18日，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已接到多名员工电话，咨询跳楼身亡能获取多少赔偿。富士康方面称，对于每一个存在情绪不稳定或寻求帮助的员工，他们都会全力协助解决问题。

　　16日晚，园区内甚至有一男子吵架时扬言逼妻子跳楼讨补偿。到员工关爱中心寻求援助的曹小姐说，她和丈夫孙先生是老乡，去年进入富士康。不久后，她发现丈夫与一名同事关系暧昧，双方发生激烈争吵。

　　16日晚8时许，在下班回家路上，双方再次争吵，丈夫多次索要银行卡，并恶言相向：“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为由离开。在宿舍楼下蹲守的丈夫，被闻讯赶来的保安劝离。目前，二人已分别接受员工关爱中心的调解。

　　连番悲剧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18日，来自清华、北大、香港理工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联名致函媒体，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式的悲剧重演”。

　　9名社会学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他们在联名函中称，富士康发生的悲剧，警示全社会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致函学者之一，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及农民工自身多方努力。致函中，9名学者建议，富士康应提高农民工待遇，让员工成为企业公民；政府提供多项保障政策，让农民工成为社区公民；而农民工自身，则应珍惜生命，用积极的方式保护生存权利。据《南方都市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