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都乱了,没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带尴尬地说,“而且是个女孩,不方便检查身体。”
“没有解剖?”
“没有。孩子还未成年,(按风俗说)解剖不好。”
“怎么确定的赔偿?”
“赔偿5年的工资,差不多11万多。”
“你们有没有提别的条件?”
“提了,让多赔偿点,但公司没答应。”
很有“诚意”的“捐赠”
几无再去廊坊可能的荣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办了一张银行卡。办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赔偿金”,但在富士康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书上,并没有出现“赔偿金”字样。
在两张协议书的第三条写着:“乙方(即富士康)秉承爱心原则,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元”。但直到记者看到协议书,王建坡依然没有意识到领取的是“捐赠金”,而非“赔偿金”。
“他给了我们这份协议书,说可以赔偿11万。”
“当时说的是赔偿?”
“记不清了,孩子走了,当时心里都乱了。”
被“捐赠”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认的老实人荣凡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钱。“一直都是外甥在帮我处理,赔偿金也是他帮我查收”,荣凡英说。
跟荣凡英不同,在县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协议书的细节,并向记者特别强调这是“赠与”不是“赔偿”,并表示“富士康领导很开明,表现得很有诚意”,希望“不要报道,以免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诚意”显然没有体现在付款速度上。现在距离签订协议书已经四个月,荣凡英还没有拿到全部的“赔偿金”。而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签定协议一个月内,乙方要将十五万元款项汇款到甲方指定邮政储蓄账户……
晚签一个多月协议的王建坡则已收到全款。
对比两份协议书可以发现,双方对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样。荣凡英拿到的协议书上,限定一个月内付款,而王建坡的协议书则限定自签订协议日即付款。
尽管付款时间出现区别,但协议书的第六条则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项后,双方就王凌艳死亡(荣波身亡)处理事宜终结。甲方及其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费用。双方法律关系终结,后续任何状况与乙方无关。
“他们说了,剩下的钱这几天就给,这几天就给。”荣凡英不住地点头,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