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出来后，一位男记者跟我说，他认为采访这些强暴案件的女事主，是女记者才能做好的事情。

　　过去，我认为男女记者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旗鼓相当。然而，这一个报道，却让我发现，性、性别和暴力，确实是女记者值得深入的报道领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是如此多发，我们不去理会，是因为在我们衡量新闻“重要性”的那个天平，给这些题材很低的权重。然而，只有女记者的经验和体悟，才能发现这些题材的价值。

　　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男性很难像女性那样，对于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也就难以建立与受害者之间沟通的敏感。在采访中，经历了那么漫长和紧张的接触，我了解受访者的担心。我确实可以非常自然地用中性的语言、尊重和同情的态度(有时候同情心也会伤人的)，来跟她们谈论受暴过程。举例说，对这些比我年轻十岁的姑娘，我一直以“您”称呼，尤其是问到尴尬问题时；何时使用隐语，何时直截了当，也是需要把握的技巧。

　　在报道山木案之后，细读台湾的性侵害防治法，让人不得不服的是，这部法律不仅规定了医疗单位、社工和警察应该如何对待性侵害当事人，也规定了媒体的报道原则。

　　为了不影响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女孩现在的生活，我尽最大努力隐去了她们所在的地域、现在的职业和生活状态，以及她们的样貌和性格——尽管对于调查报道，这是在“客观性”上巨大的损失。稿子出来前，我给接受采访的所有人看稿。蓝羽指出了一个问题：我描述宋山木看中的女主角都有着某种相貌特征，她认为这样，很多人会据此去揣测山木培训的女员工是否被性侵害。于是我删去了那些特征。

　　新闻真的是客观的吗？事实上，有经验的记者都会了解，我们能发现什么样的“客观”，取决于我们自己有着怎样的“主观”。如果一名记者认为，上下属的性关系，是你情我愿的“潜规则”，或者荷尔蒙作用下的个人事件，那么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八卦。而我则坚信，任何一个职场的极端事件，无论是自杀或是他杀、性侵或是性爱日记，都可以放到日常的制度和管理环境下去分析。简单地说，很多人在这个事件中看见的是性，而我看见的是权力。

　　一开始，我就从这个方向寻找。如果找不到，那是能力和运气问题。但我真没有想到，山木培训集团在这个层面，有那么多让人“惊艳”的事实可供收集。有些细节看起来相当不可思议，譬如控制体重、监控隐私，取“黄金”名字和穿黑丝袜。然而，这一些看起来可笑的事实，是如何被组织成一个“正常”的环境？280条罚则组成的“基本法”，如何让员工认同或服从？

　　我想，我的报道已经描述了山木企业的教化过程，从身体到精神。以藐视劳动者人格权的取名为入口，军事化的身体管束和生活控制为手段，加上他对所谓“传统文化”和“礼仪”的推崇，无非是希望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伦理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就是崇拜、追随和服从。那是一种强化等级的王朝秩序，而不是个体独立、享受着尊严与自由的现代秩序。在这个环境中，男女员工都不会被当成有尊严的人，发生侵害是题中之义—只不过他感“性趣”的，是女人。

　　这只是一家企业、一个人的造神运动吗？在军事化管理上，宋山木今年出版的《山木方法》序言中表示，跟他有共识的企业家不乏其人。而山木企业内部的种种管制逻辑，总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更大的系统。而服从这种管理的个人心态，跟大多数人奉行的生活原则并无太大不同：崇拜和服从有力者，只问结果，不管是非的犬儒心态，基于恐惧的对恶行的熟视无睹。

　　从“客观”的立场，我对自己一直放心不下。我怀疑自己对山木集团的企业文化过度解读。在成稿之前两天，和一位朋友的通话，让我有信心写下去。在这一小时的通话中，TA告诉我TA之前工作的一家企业集团，跟山木集团是多么相似。家天下的管理结构、后宫式的职业上升道路，而TA也描述工作在其中的女性员工，只有离开和性的服从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的尴尬。有意思的是，那个企业的掌门人，也喜欢经营传媒中的“儒商”形象。

　　我认为我的采访，在权力的压迫和性的压迫之间，建立了逻辑自洽可信的联系。可惜我没有足够多的资料，可以分析貌似强大的当事人，内心的虚弱从何而来—他总是通过吹嘘来夸张自己的地位和手腕；他不断攀附体制内资源；通过员工相互监视和派遣枕边人去管理分支机构，显示了他对权力的不自信。那是很重要的另一个维度。我对这个主人公，仍缺乏了解。

　　新闻确实是希望收集真相、报道“客观”，但这个过程，伦理选择无处不在。

　　作者系《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报道作者、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