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都有名言传世，名言传世都有明事之理。像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这样的“名人”也有“雷人”之语。文强在他自己烂掉之前，终于为自己找到了腐败的外因。那就是“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所以才腐败”。他找得很准，讲了一句真话，如果文强做处长的时候就知道马上会被提为副厅长了，他的腐败行为就要谨小慎微，小打小闹了，当他当上副厅长时还有上升的空间与背景，他也不会腐败起来明目张胆，不怕烂的。

　　每一个身在官场的人心里都明白，自己获得提拔的几率还有几分。当年龄到口儿，学历到杠儿，背景到头儿，有些官员就想着捞钱了。这在文强之前就有“五十九岁现象”，说的就是“不能升官就腐败”嘛。文强在捞钱与黑社会“合署联盟”上有创意，可想靠“名言警句”“遗臭万年”恐怕就有难度了。因为“升迁无望才腐败”不是文强的“知识产权”，连普通的乡镇长都无数次践行过，只不过是那些人不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事情都那样干了，说与不说不过是一种做人的方式罢了。文强的这句话其实是 “多余的话”。如今媒体偏偏把这句话“单列”出来晾晒，在我看来这绝不是用文强的“名言”娱乐大众，而是提醒人们，为什么文强想腐败了，就能腐败呢?

　　事实就如文强所说的那样，文强想要钱，就有人送;文强想要女人，就有“奋不顾身”的来了，这才是怪事。我们不能指望像文强一样的高级官员都成为“拒鱼宰相与悬鱼太守”，都能像道德楷模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我们就不能设计一种制度，像高级轿车那样，你不按照正确的程序启动，汽车就发出警报，不听你的乱来?像大型客机的计算机系统那样，它在地面奔跑的时速达不到起飞的要求，你想强行起飞，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多大，无论你是基督文明还是儒家文明，无论你有党派还是无党派，无论你脾气暴躁还是性格温和，大家都得遵守着一样的规则，一样的程序，所以也就有了一样的安全。

　　可当官久了没被提拔，于是就想腐败，那就简单了。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事故，防不胜防。虽然有了红绿灯，但是想闯红灯的人就能闯成，双黄线明明白白地画在那里，就有往上开车的，被抓住、被罚款的终归是少数。一旦实行闯红灯自动拍摄，违规的就明显少了。文强从动了腐败的念头那天起，他就明白，我不会出事的。如果文强知道腐败早晚都没有好下场，他也要腐败，那他的智力不会爬到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腐败被抓终归是少数人嘛。

　　文强想腐败就能腐败的事实，也许说明我们的制度本身是接受和宽容着 “强权者”的，是可以“突破规则”的。比如我就听说有一家媒体规定，一块版的广告费是5万元，广告商想少花钱，就去找主管的副社长签字打折，领导签个字，就可“打八折”，那么，要是有关系找到社长，就变成六折，那要是再有背景，找到主管的宣传部长签个字，就变成了五折，这不算官员的腐败吧。但这样的行政程序与规则就是制度本身的腐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就留出无数的“漏洞”，其目的就是给想“钻空子”的官员们留出自己公权私用的 “活口儿”。如今哪个系统，哪个部门不按级别的大小留出政策伸缩的空间，供领导签字时使用?

　　有了足够的权力，你想不腐败那可比想腐败难多了。我们今后的反腐败工作依照老夫之见，建设一个有人想腐败却无从下手的好制度就行了。这事儿不用请精英设计，不用智囊团制定，到贵州锦平县圭叶村请那几个为了防止村干部乱花钱而将公章掰成几瓣的农民，每月给个最低工资，外加三餐管吃饱就搞定了。 (阮直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