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雷鼎鸣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

　　可复制：中产的价值所在

　　香港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价值，记者采访后归纳有三：

　　其一，香港中产“平和理性”的气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

　　吕大乐告诉记者，以理性、平和、专业为主要气质的中产阶级“很难被讨好”，更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记者年初在香港的观察为例。当时香港的“80后”们正掀起轰轰烈烈的所谓“反高铁”运动，“苦行反高铁、反高铁嘉年华”等活动在立法会外如火如荼，媒体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对市民进行“视听轰炸”。

　　令记者极为慨叹的是，在“反高铁”最激烈的一周后，香港《明报》做的前后两个同题民调显示，社会上支持兴建高铁的人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8%；“不支持”建高铁的人反而下降近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占比超过50%的中产阶级，对高铁的支持率始终没变，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铁运动”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们懂得，高铁关乎香港的长远发展，没有理由为感性和冲动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鸣告诉记者，中产遇到问题时，一般倾向于靠自身能力和资源去解决，而非“上街”或在报纸上“激动”，因为他们的时间成本比较高，不会去做“无用功”。

　　这也意味着，香港中产是最不易被“街头运动”和“报纸版面”所影响的群体，他们能理性建设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势，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

　　其二，香港中产的“专业性和高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和“助推器”。

　　香港中产以其专业性，成为这座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资源；同时其优裕的收入状况，也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雷鼎鸣告诉记者，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其GDP中48%来自资本投入；12%来自不含任何人力资本的纯体力投入；剩下40%则来自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最丰富人力资本的，当然是中产阶级。

　　此外，中产优裕的收入状况，也使其成为助推消费的中坚力量，因为在发达经济体，消费一般要占到GDP的60%。

　　香港2010年3月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收入最高的职业分布在“教育及公共行政机构”，时薪中位数为129港元；“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士及辅助专业人员(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为107港元，公司文员的时薪为54港元，收入最低的保安、清洁职业每小时则不到28港元。

　　上述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香港中产阶级收入之优裕。

　　三是，成功路径“可复制”，是中产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轨道。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轨迹，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样价值，对于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具正面意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在英读博期间，曾回港访问过接受综援(相当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女工。后来那位女工还特意带自己的小孩子再来，说“你要向这个哥哥学习，他以前也住公屋，现在都在英国读博士了”。

　　这种情况，和草根出身的吕大乐小时被父亲带到“陆羽茶室”体会优裕阶层生活状态的做法非常相似。

　　想过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正常心态，当一个社会能够为聪明、努力的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时，这种心态就会最大化，构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的氛围，进而推动社会步入良性，无疑，这将极大地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不被羡慕：香港中产处境尴尬

　　尽管香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收入和价值观优势，但吊诡的是，当下在香港社会问及对中产阶级的态度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不被羡慕”，甚至有中低层收入者觉得“香港中产很可怜”。采访后，记者将原因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经济上，香港中产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阶层。

　　雷鼎鸣告诉记者，在香港超过360万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人数约占37%，其他超过60%的人都无需交税，而37%的交税人口中，相当大部分为中产阶级。

　　“付出多”之外，中产还从社会得到的回馈最少。

　　香港约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综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价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请居屋(经济适用房)、夹心层可申请“夹屋”(类似于两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补贴，都需对申请者的收入进行限制，超过标限人士难以获得政府资助。

　　也因此，香港中产的住房问题，多需靠自己在市场打拼解决。

　　住房之外，中产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以及财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应关照。如在即将出台的医疗方案中，雷鼎鸣便预期，可能中产在交了不菲的强制医保费用后，却很难使用到香港的公共医疗资源。

　　“不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港人苏先生告诉记者，在香港，富豪及地产商虽交税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会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受到关照；草根阶层则因收入较低，能够进入与民生有关的诸多社保扶助体系；只有中产阶级，处在“大把交税看不到回报”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产因缺乏媒体和政团代言人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如吕大乐所言，由于中产相对理性独立，“很难被讨好”，又因为为其争取利益并不占据“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团着意于为中产争取权益，致使中产在社会福利方面，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基于“吸引眼球”的天性，媒体对“过激”、“起义”有天生的亲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两份报纸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铁”报道连篇累牍，远远超过其在社会真实的影响力和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