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说，“许多机构已经‘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虑离职的念头，已经有些时间。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过记者对细节的追问，没有透露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谈话，最后还是向部里打了请调报告。

　　“退休之后再谋出路，难免让人觉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释说，之所以在任期内就采用调离的方式，是不想让学校里的人说他是退休干部。

　　据记者了解，一般政府机关内，司局级官员的退休年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新的去处。

　　在慈善圈内，“王振耀辞职”的消息也只是近期才小范围传播。但人们习惯于他对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进行回应，同时感叹他有别于某些官员的说话风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领域受到空前关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个案事件做过公开表态，人们通常认为，这会遭致并不乐观的结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说话也难免得罪人。”王振耀说。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王的一位下属说。这位官员举了个例子，身为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道手续，历时几十天就为了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

　　这段故事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慈善税务优惠政策的推行。但这是一个多部门主管的领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门一些人的批评。

　　在王振耀任职慈善司司长的两年间，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达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数额分别达到1000多亿和500多亿。面对这样的历史节点，王振耀自认留下了遗憾。“

　　彻底回到了民间

　　在中国慈善从业者眼中，“政府”和“民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慈善发展路径。判断一个慈善参与者的意识倾向，往往以此为根据。

　　“因为中国有许多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他们多由退休官员担任要职，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资源，而近些年出现了众多民间的草根NGO，两者之间在原有制度中的权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专家说，对于慈善领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民间”进行判别。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举措，同样会被放置于这种评价体系下。“他有一种体制内的开明，但细细研究他的话语，会显出一些人与体制间的矛盾。”上述专家说。

　　王振耀也认为自己彻底回到了民间，更要尊重民间的方式。他曾经身体力行捐赠者免税，但这一政策却并不是对所有捐赠者适用。由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要由国家、地方税务、财政和民政三部门进行认定，导致捐赠者向一些还未被列入免税清单的组织捐款，无法获得捐款。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半官方的，这实际是对慈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关于免税制度，更有声浪的质疑源于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于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辗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但徐于2000年后开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从此成为为民间组织放声的代表人物。

　　2009年，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会联合其余多家慈善组织，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致信，认为对非公募基金会收取企业营业税，不利于其公益功能发挥。此前，王振耀曾向本报记者称，非公募基金的免税问题，主要还是基金会缺乏与有关部门沟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国和地方都在翘首以待，希望有系统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千呼万唤出不来。”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团负责人说，慈善司的工作，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体项目的推动。“项目是民间组织的事，不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位负责人也明白，关于社会关注的民间组织注册、免税等问题，既涉及民政部内部司局间的协调，又包含民政部与相关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组织的协调。

　　“要去突破这个大的结构，非常困难，这也是王振耀离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说法，王振耀并没有当场向记者否认。

　　几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为他的“转身”开设一场小型派对，徐永光借着酒兴说，“振耀下海了。”这是他那个时代对官员离去的指称。

　　在场更多的人说：“不对，振耀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