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6月27日报道 倪玉兰次日凌晨1点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进一家宾馆，临走时警察对她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2010年4月14日出狱

　　何杨在拍完倪玉兰的纪录片后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

　　一

　　4月14日星期三晴

　　9点30分，我被叫出监舍到谈话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他们把我的双拐拆卸分离，将我放在里面的十二张申诉书和我惨遭虐待的图片搜出不让带出。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部被脱掉接受严格的检查，直到她们认为确实没有东西藏在衣服里面才让我穿上衣服。经过40分钟的折腾，他们才将我送出大门。老伴女儿和好朋友来接我，他们跑过来和我拥抱……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律师倪玉兰这一天出狱。当晚，她在一家小旅馆洗了一年多来第一个热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被羁押的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

　　公检方的版本则是，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据此认为，说倪“殴打他人”是诬陷。

　　在独立导演何杨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里，倪玉兰对着镜头说：“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把我关进小黑屋，先让保安揍了我一顿，一会谁进来就踢我一脚，踹我一脚，把我从地上扔到沙发，又从沙发扔到角落里。我要求上厕所，他们就让我爬着去，不然就是违反派出所的管理规定。”

　　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星期六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访友。

　　1986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法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我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星期二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星期三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个保安指点他们，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里风更小一点。平日，那里总是有流浪汉呆坐、徘徊。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别无助”的倪玉兰让老伴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打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你去找你们区政府吧。”

　　四

　　皇城根在北京的内城，有北京市民路过，问他们：你们是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吗?倪玉兰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北京的，拆迁无家可归了。“赶上(拆迁)那个时候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也有没赶上的，有人就问：北京还有这事儿?”

　　2002年，倪玉兰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3年出狱后，她腿脚不便，就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者。“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我们走法律途径，没有任何过错。”

　　她让他们熟记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她教他们写材料，告诉他们要简单明了，不要啰啰嗦嗦，“不然别人不爱听”，也不要写那些过激的话，有基本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她还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安排他们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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