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教育界关于“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时有争鸣，但无论量化的评价体系，还是内涵提炼的描述，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要素：一流的师资，合理的结构，优良的制度，有效的运作，薪火相传的精神……^大学任重而道远，使命空前繁复。 （摘自袁贵仁为《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所做的序《大学与大国》）

　　记者连线《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作者李清川：

　　“根叔”类校长本应很正常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日，记者连线《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社）、《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东方出版中心）两书的作者李清川。

　　李清川采访过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30余位国内知名校长。200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为他的《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作序。

　　校长是记忆的“神经末梢”

　　李清川表示，“根叔”走红有其时代背景，满足了“80后”、“90后”大学生的诉求。大学校长是每个人对大学评价和回忆最集中的“神经末梢”，因此那句“骂8次”会成为“潮语录”，因为它粘连了有关大学的记忆。

　　他认为，“根叔”类校长本应很正常，和大学生共同思考、走近学生，这是第一代大学校长人格化的象征之一。

　　他赞同高教专家杨东平的观点，第一代、第二代大学校长的背影已逐渐远去。他认为，第一代大学校长是一组民族文化精英的群像，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与复旦大学……

　　1978年之后，“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延续，但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这是第二代大学校长。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第三代校长大多学理工科，大多具有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他们勇于进取、踏实务实，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

　　中国大学校长角色太多

　　新一代大学校长，遭遇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社会赋予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是学问家、教育家，又是政治家，还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这一理想甚至高过西方大学，“中国大学校长比西方校长能干”。他认为，“大师治校”的土壤还没有培育好。

　　“西方校长更像中国的第一代校长，更纯粹”，李清川认为，他们已厘清高等教育的本质问题，包括找钱，他们可以通过成熟的募资手段，从政府、社区想办法，“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更从容的状态”，对照国内大学，大学办学还得考虑省市乃至国家政府的角色介入。

　　名校长大多为人宽厚

　　李清川回忆，采访过的名校长大多为人宽厚，但性格迥异。

　　“文科出身的人掌管学校，越来越多，这是好信号”，他介绍，北大原校长许智宏与耶鲁大学校长助理莱温对谈时就说到：“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多数是学理工科的。而欧美大学的校长多是学文科的，像经济、法律、哲学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北大的校长也是学文科的。”

　　“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的序中，高教专家杨东平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