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队员开着车巡逻 《潇湘晨报》供图
正在执法的杜涛帮经营户将占道的物品搬进店内 《武汉晚报》供图
被指“从最灿烂职业跳到口碑最差职业”，他自称是为“实现执法理想”
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杜涛是本科学历的80后，毕业后留校任职，曾被提拔为学生管理科科长，但因心怀执法理想，于是辞职当城管。如今，他和3名同事每天在武汉街头巡查，与占道经营、违法建设打交道。
大学宿管科长当上城管队员
2004年，杜涛从华科大毕业，学的是法学，后来当了5年华科大文华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老师，离开高校前是学生管理科科长，管理十几个老师、2400多名学生。2009年5月，他参加全省公务员招考，去年底成为武汉洪山区城管执法局梨园街中队的队员。
大学老师变身城管队员，似乎有点“逆向行驶”，他解释：“我学的专业是法学，就想进执法部门，这是一直以来的心愿。”
现在，他每天与3名同事在街头巡查，与占道经营、渣土抛撒、违法建设打交道。
法学专业在执法中用不上
学的是法学，干的是执法，但杜涛发现，有的时候，法律与现实的冲撞让他左右为难。徐东路公交车站旁的报摊摊主，是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卖报是唯一生活来源。为了收入多点，他们的摊子越铺越开，还搭售饮料、矿泉水，影响到了行人通行。
杜涛试着跟老人解释法律，发现根本讲不通。只好转变战略，把做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拿出来，天天找二老“套近乎”。等熟了后，他再说，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不过徐东路是城市的窗口，如果摊位不加节制的瞎摆，这人行道就不是人行道了。
就这样做了十几天工作，老人终于答应，不再搞多种经营，不擅自扩大摊位面积，而杜涛也允许两位老人的报摊继续在这里存在下去。
从最灿烂职业到口碑最差的职业
最初得知杜涛去当城管，妻子的一句评价，他至今认为“很经典”——“你这是从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跳到口碑最差的职业。”他说：“这的确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城管工作的看法。但我相信，将来，城管一定不会再被别人这样评价!”
洪山区城管局新招进来70名城管协管员，杜涛重返讲台，不过这次，他讲的题目是《怎样当一名城管》。
对话
“执法时不敢暴露曾当过老师”
“一直有执法理想”
“收入和做大学教师差不多”
面对记者的采访，杜涛面有难色。当地媒体关于他的报道出来后，他觉得压力很大。网上的有些评论很激烈，说他有意炒作自己。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想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
“一直有执法理想”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做城管的想法?
杜涛：我是法学专业毕业的，一直想寻找与法律有关的工作。当时我报考了广州市海关，但身高没达到要求，只能作罢，一直很遗憾。但这种“执法”的情结还在。2009年，我看到武汉市城管系统在招人，我想，不如报名尝试一下。
记者：你妻子曾经说过城管的口碑并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选择?
杜涛：之前我和很多人看法一样，觉得城管的名声不好。大家无形当中，把城管妖魔化了。事实上，很多人不了解，城管还担负着全市城市道路、桥梁维护、景观灯光的建设和维护管理等等。
记者：从教导学生的老师变成说服他人的城管，你现在适应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吗?
杜涛：我觉得当老师的说服工作和做城管的说服工作本质也没什么不同，都需要“身正、学高、敬业、善导”。我尤其觉得“善导”最为重要。要说有什么大的不同，可能是疏导的对象不同，当老师需要对学生进行疏导，当城管则要对执法对象进行疏导。运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最关键是要学会“换位思考”，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
“收入和做大学教师差不多”
记者：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学生、同事对你辞职做城管的事情怎么看?
杜涛：很多人感到惊奇。我的妻子也不理解，后来她看见我工作很累，慢慢才好了些。我的学生得知后，对我说，这真是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
记者：你会向执法对象透露自己曾经是大学教师的身份吗?
杜涛：当然不敢，这样会让自己的工作更被动。人家会说，你大学教师怎么都跟小摊贩过不去?
记者：做城管的收入和以前做教师比起来差别大不大?
杜涛：差不多。
“聊天执法解决矛盾”
记者：第一次出勤执法有什么感觉?
杜涛：穿着执法衣，还是比较拘谨。刚开始没经验。上岗第一天凌晨，我坐执法的小面包车拦超重卡车，对方在夜幕的掩护下毫无顾忌，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司机不耐烦地吼叫：“路上那么多(违规车)，怎么盯着我死搞?”
记者：你通过什么方法去化解城管和小摊贩之间的矛盾?
杜涛：首先是换位思考。我面对的人群是一个复杂的人群，要弄清楚他们在想什么。比如说，渣土倾倒的，他们主要是怕麻烦。还有违建的，这些人想多建一点，多得一些拆迁补偿。对他们一定要严格查办。但是，有些小摊贩，特别是外地来的。对他们我们只能劝阻，和他们沟通的方式主要是聊天。
记者：你后悔自己作出的选择吗?
杜涛：不后悔。人到哪里都是一种历练，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目前的环境也鼓励我们能够去尝试一些创新。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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