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九器

　　2300多年前的秦国，有个国人怕是天下最幸运的人，他只不过扛了根木头从南门到北门，竟然获得了一大笔黄金，他就是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中的那个主角。这几日的石家庄，也有一些颇幸运的市民，他们不过在红灯亮起后主动止步，结果，就获得当地政府部门500元的奖励——— 好似天上掉馅饼，对，没错。（7月11日《燕赵都市报》）

　　两则故事相隔两千多年，仍然隐隐相似——— 都是以奖赏来激发某种道德的盛行，前者张扬诚信，后者张扬公德。不过，今人手笔更大、魄力更强，一下拿出10万元奖励200位不闯红灯的市民，一时之下，奖励对道德的拉动作用，无异于4万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刺激。

　　不过，徙木立信之后，第二个被黄金砸中的幸运儿再也没有出现，因为广告效应足以让人知道了“诚信”二字，剩下的就是如何让“信”走进人心、走向天下。商鞅很懂商道，也很懂世道，知道如何以最小成本博取较大收益，更懂得如何用务实的细节做实虚蹈的广告。于是，符合法令的，重奖大奖，哪怕你是凡夫俗子；违背法令的，重罚狠罚，哪怕你是权贵。

　　不过，今人效法古人似乎比比皆是：只要你清廉，就奖励你廉政金；只要你不闯红灯，就奖励你500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奖赏不断，奖金攀升，见得多了，你会突然发现：对人心而言，这些行为的本质意义是抽大奖撞大运，还是张扬某种道德？根本目的是徙木立信还是施行法令？

　　公德这东西，是三分天下：有一部分需要奖励来张扬，有一部分需要惩罚来抑制，有一部分需要人心的自我修养，无需奖惩。不过，对于公德建设，现在很多情况却是要么把奖励当妙计，却疏于惩戒；要么把惩罚当令箭，却鲜有奖励。结果只是学会了“徙木立信”，却没有学会如何变法以变天下，东施效颦而已。

　　但愿，日后人们不再“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