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代与那时代对峙

　　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作为管理员，张坤的职责是删除带人身攻击的过激帖，调节组内气氛。不过经她手的删贴不多，在她看来，这个小组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发泄。“许多人的困境高度相似。我们两代人之间，不是杰丝与她当教育部长的爸爸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她出走的姐姐与母亲之间的纠葛，”她说，“而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对峙。”

　　父母有他们停步的原因。毕竟掌握这个时代话语权的，仍然是与他们同龄的佼佼者。方馨、周瑞父母至今看得最多的电视节目，仍是新闻联播、春晚、黄金时段的主流电视剧;读得最多的报纸，仍是当地党报、都市报。

　　其所延用的腔调、风格与主流价值观，成为两个断裂时代之间最稳定、变化最小的领域。

　　2000年，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两年后，父母到北京看她。方馨正想着该带他们去宋庄转转，还是到东直门附近的各剧院看场话剧，母亲却要求先去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

　　在纪念堂的长队前，方馨陪着父母夹在一长串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中间，莫名感到一种不自在。终于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方馨发现母亲哭了。“她说，当年我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还幸福地亲眼见到他在天安门上招手。”

　　之后每年寒暑假回家，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爸、妈，我从学校带回几张碟，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作品，我们看电影，不看春晚了行么?”

　　这一烙印还表现在——

　　母亲像患有强迫症似的，每次非要将粘在电饭煲、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吃掉，才算松口气;

　　父亲像跟电有仇，会定时检查家里还开着哪些不必要的电器，每天晚上七点钟，父亲只允许客厅亮一盏台灯，在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

　　在方馨的“持久战”渐渐消沉下去时，22岁的江烨刚展开与父母的“战争”。2006年，江烨保送浙江大学，在认识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之后，她开始海量看书、看电影、泡豆瓣。

　　在豆瓣她的首页上，记录着数百本已读过的书，数百张已看过的碟，数百名豆友，近百个常去小组——当然包括“父母皆祸害”。志同道合，而非血缘关系，成为她最重要交际标准，她拥有好几名密友，彼此分享最私隐话题，即使是他们从没见过面。

　　父母对她大学之后远近亲疏的变化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家庭成员更重要的人了，”江烨语气中颇带自豪，“而我却偏要在家庭聚会上早退去见网友，在他们看新闻联播、春晚的时候上网。”

　　在就业选择上，两套逻辑有如鸡对鸭讲。最终的妥协方案是，江烨必须保证毕业后进入一个稳定的单位，最好是公务员。

　　“虽然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单位’这个词是在英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儿，即将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概念。”江烨说。

　　儿女是他们惟一的信仰

　　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2004年方馨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后，一度缓和的家庭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缘由是父母执意搬到北京同住，将家乡的房子卖掉，供女儿女婿提前还完房贷。“好几十万的高利贷啊，”父亲至今都不习惯讲商业贷款，“欠人家这么多钱，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对金融工具的抵触，是50后父母的生理性反应。除掌控着当下话语权、最优社会资源的同龄精英，绝大多数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还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不习惯欠人钱，不用信用卡，不敢预支未来。

　　眼下，他们却又纷纷承担起奋斗在一线城市，即将成家立业的子女们最头疼的立足成本——房子。开心网曾组织过一次在一线城市买房调查，80%的参与者承认，首付甚至全额支付房款，来自于父母。

　　在大多数情况里，50后父母，而不是他们刚出道，微薄工资还不够填厕所地缝的80后子女，成了天价房时代的“房奴”。

　　方馨与先生抗拒用父母的钱，对长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纠结。来北京居住不久，母亲就开始催方馨生孩子，并在做完一切可以抢到做的家务之后，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团毛线，开始为不知何年何月才会诞生的外孙织毛外套。“以前，集体主义是他们的信仰，现在，儿女成了他们惟一的信仰，”方馨说，“母亲总说，父母活着的意义，就是为子女服务。”

　　有更极端的“为子女服务”的故事，梁小利，生于1984，家乡偏居广东农村。大学毕业在佛山谋到一份教师工作后，在家务农的父亲却因为了给在大城市上学的女儿攒学费，长期在烈日暴晒下干体力活，被查出患上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症，晚期。

　　方馨最终决定要孩子，缘于计划外的怀孕，方馨父母也意外体会到女儿没入党的“好处”。大学期间皈依天主教的方馨无法接受堕胎。

　　这点一度成为方馨与父母之间的严重分歧。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而且，早年的教育让他们坚信，一切宗教都是唯心主义。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生产后，方馨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儿身上——托同学从香港快递奶粉，甄选婴儿早教机构，极力游说父母，还是别一次性还清房贷，将手头余钱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母亲那时就笑了，”方馨说，“说我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行施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

　　当妈妈的方馨每天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她也很少再去逛“父母皆祸害”小组了。“父母皆祸害”管理员张坤注意到，两年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离去。

　　江烨还在里面潜水，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就看着，不说话。在现实生活中，她一如既往地是父母的骄傲与精神支柱。和几乎所有组员想的一样，她这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小组，而且，她还是其中的一员。

　　(应采访者要求，方馨、江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