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耷拉着脑袋望着眼前的桌面，若有所思。身后的闪光灯不时地对他闪一下。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衬衣，戴着手铐。在外人看来，今天气色不错。

　　从去年8月6日被双规至今，他时常陷入这种沉思。在审讯的时候，在开庭的时候，甚至在这最后的十分钟。有时候审讯人还以为他在回忆案情的细节，但最终从回忆里醒来，他总说，你们有证据，那就按你们说的。

　　像他这种人，值得回味的地方很多。在30岁前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点走下坡路的味道了。在他16年副局长的生涯中，他仅仅看重于作为一个男人的胜利。没错，这让他每每想起来，连自己都不由得佩服。比如金钱、比如权利、比如那些对手、那些手下和那些女人。

　　这种感觉让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省略了头衔，而直接说，我是文强。局长不局长的，在他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形容词。

　　这时候，有人挤进法庭，闪光灯闪着让气氛旋即紧张起来，有他的亲人站在对面。

　　他似乎依然不觉得，依旧耷拉着脑袋。早上5点10分他就被看守所的民警叫醒，说是带他去见亲人，此前连任何征兆都没有。

　　这段日子过得煎熬，二审之后，依旧死刑，复核上报最高院。就像断头铡被拉到了最高处，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落下。有人说，短则3月，长则说不准。也有人说，像他这样的，早该速决。

　　但怎么说，也不该是现在。他问过自己的律师，从5月21日二审结束，掰着指头数，三个月也还有一阵子呢。

　　昨天晚上文强的大姐和儿子，分别接到通知，说文强想见他们。

　　这让他们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7点，两人就被拉到了重庆市第五中院。嘱咐能见10分钟，不许谈案情，不许激动，不许高声喧哗，法院有权利终止你们的谈话。

　　大姐问，最高院的复核是否下来了？

　　对方说，可能。

　　到法院的时候，还不到上班时间，里面空空如也。大姐有些起疑，先吃了颗救心丸。不久，沙坪坝的郭局长进来了，说各就各位。

　　大姐感觉阵势不对，郭维国是从辽宁锦州过来的，王立军的得力干将。他出马不像是平常的会见。

　　但念头仅持续了几秒。他们总觉得死刑是要诏告天下的，白纸黑字的贴在法院门口。如今这么悄悄地安排，肯定是私下的见面。

　　快八点的时候，外面喇叭声四起，儿子想父亲要来了。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文强戴着手铐坐着，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身边站着两个法警。

　　文强还是耷拉着脑袋，看见亲人没有反应，有大约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是闪光灯在那里闪。对着他的儿子、大姐，不断地转换着角度。

　　有限的时间里，要说的话太多。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大姐开始着急了，跺着脚催文强，快说话呀，只有10分钟时间。

　　文强如梦初醒，徐徐开口，又像是喃喃自语，之后的几分钟，都是他在说话。

　　他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今天早上叫我起来，就过来了。我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带来，还有判决书，都在看守所。

　　还是有好心人，给我送了好多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没带来，早知道带给洪洪(儿子小名)，可惜了。

　　他跟儿子说，不要恨社会，要恨就恨老爸。不要总上网，少些玩心，多做些事情。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给她去送药，我跟政法委商量了，错都在我。

　　司法局集资建房那个，如果要房子还得添钱，我知道你没钱，你去找我秘书，把钱退给你。

　　法院的人说时间到了，再给两分钟。

　　这像一道阀门让文强突然激动起来。他带着手铐试图张开了双臂，但他随即惊醒，自己是个囚徒，在儿子肩上，他流着泪说，娃儿，给老汉(爸爸)再磕个头吧……

　　这是2010年7月7日，文强的谢幕。

　　巴县虎溪曾家镇，文强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当年的曾家镇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个综合商店，负责着镇子里所有的日用百货。文强的父亲是综合商店的经理，母亲是售货员。

　　文强一家七姊妹，文强排行老三。爸妈是综合商店的售货员。七个孩子几乎是隔两年生一个。老大1951年，老二53年，文强55年，一直到老幺63年。

　　家里七个孩子，条件自然不好。全村谁都知道文家困难。也由于孩子多，文强只记得自己生日是农历1955年12月17日，至于阳历，谁都忘了。

　　文强小时候个子不高，憨笨憨笨的，经常受欺负，父母老是着急他长不高。

　　头三个孩子读书都不错。老二和老三文强都当中队长，两兄弟写的文章被当范文，一个很精简；一个喜欢细节，各有特长。

　　文强是个在办案中注重细节的人，这恰恰成就了他。审讯张君的时候他说过，你的枪，子弹已经上膛了，但是你忽略了一个细节，枪栓没打开。

　　七子妹里，五男，两女。

　　五弟兄从小看电影，看到智取华山，就立志要当解放军。课余生活里，他们爱捡起菜籽杆当冲锋枪，在地里边跑边喊，“冲啊，冲啊！”

　　1968年，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几兄弟都没正儿八经读书。冬天征兵，大兄弟因为球打得好，个子高，率先当兵走了。

　　文强由于身高只有1米65，没有当成兵。五弟兄里除了他，都入了部队。

　　文强不爱运动，1972年底，初中毕业就去了曾家回龙大队当知青。大队离家3、4里地，说是插队，每天就像上下班一样。大队里都知道文家穷，栽秧割麦，文强都抢在头里，为的是给家里少些负担。赶鸭子下田的苦活他也干。

　　因为干活积极，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回龙大队在整个巴县都属于红旗队，白天下地，晚上理论，干部都是苦出来的。

　　回龙大队的人至今记得，文强年轻时不戴眼镜，比现在瘦得多，只是脸相没变，浮肿一如既往。

　　社友“幺姆姆”，文强插队时投亲靠友的亲戚家，现在还住回迁房，墙没有粉刷，家徒四壁。她右眼迷离，说起文强总觉得“恁好个人”，“犯错误最多也是五六年前的事”。“上了官家那个船，说不得了”，她又说。

　　回龙大队当时有1000多人，九个队，文强当时表现好，100多个知青，就他和另一个入了党。

　　文强当了团支书，时不时地在大队开会，当时团支书是积极分子，不愁找对象。不久，队里就传说他和一个女的谈对象。女的叫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电机厂是个三线企业，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

　　当时，文强九队，周晓亚六队。起初，大家都觉得文强找了周晓亚，是农村困难户攀上了工人家庭。不久，情况出现了变动。

　　1977年，社会上恢复高考，文强作为大队里的优秀青年，被推荐考泸州公安学校，没想到竟然考上了。

　　曾家镇出了个中专生，这在当时是值得炫耀的。况且，从公安校出来，就是吃公务员饭的，文强和周晓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动。当时还在谈恋爱，周晓亚生怕文强走出去就不回来了，追到文强家里去说，文妈妈出来保证，文强将来不变心。

　　1980年3月，文强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本来文强是要留校的，周晓亚怕文强自此两地，坚决不干，要求文强回巴县结婚。

　　不久，文强与周晓亚领了证，当时还困难，两人结婚没有办酒。第二年，两口子有了孩子，小名“洪洪”。那一年重庆发大水，半个月才退，因此得名。

　　因为年轻，又有警校专业背景，文强很快在基层公安局找到了机会。1983年，全国“严打”开始，文强已经是巴县公安局的“严打”骨干。这期间，文强遇到了“贵人”张文彬。张文彬当时是巴县县委书记。因为严打，文强经常向张文彬汇报工作，张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力过硬，作风雷厉，表现十分突出”。

　　当时巴县有100多万人口，属于三峡坝区，那几年三峡工程处于风口浪尖，筹建三峡省的传闻也甚嚣尘上，巴县搞机构改革，县委开始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不久，文强就一跃成为县委常委，分管政法。

　　1985年，还不到30岁的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

　　当了县委副书记，文强喊出口号，“干一件事一定干好，家可以不顾”。当年，巴县乡镇企业产值达42714万元，居重庆市第一位，四川省第二位。那时候，在巴县人眼里，巴县是全重庆最好的，以至于直辖后很多年后，老巴县人总跟外人介绍，“巴县是全国最大的县城。”

　　这一年底，中共巴县县委宣传部组织“老山”前线战斗功臣作战绩报告，听众达2.9万余人。

　　作报告的人里，就有文强最小的弟弟文圆，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结识了4个好战友，在打猫耳洞的时候，死了3个。

　　文家七姊妹，五个当兵，一个当了县委副书记，这在当地是惹人羡慕的一大家。曾家镇人人都夸，文强妈生得好，家教好。

　　如今，提起文家，曾家镇的村民还都喊得上名字，但言语间却从早先的艳羡，多少有了些唏嘘。

　　老三文强，成了天下闻名的贪官。

　　老四文健，在部队复原，到了沙坪坝公安局经侦队政委，后来因为文强的牵连，现在被下放去当了校警。

　　老六文斌，当兵回来找了谢才萍，自此为一家人引来祸患。

　　老幺文圆，复原回来后就精神恍惚了，动不动跟人打架。后来，检查出了精神病，后半辈子待在医院。

　　老五妹妹，在虎溪电机厂，属于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大姐文万琴，在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已经退休。

　　大哥文伦，一直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