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现在的扫黄方式，是否存在弊端？

　　吕文举：“中国式扫黄”具有其特点，如运动式，有时行政化色彩较浓，随意性较强。各地扫黄的方式也不一样，无固定模式——有的城市的做法，是把街面都扫到屋里去就算完成任务了；有的城市为了不留死角，把屋里全赶到街面上去了；有的城市去扫低端，有的去扫高端，还有的高端、低端全部扫。

　　赵军：首先，扫黄和腐败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为某些贪腐官员提供寻租机会。事实上，将任何没有被害人的行为犯罪化，都会为执法者的选择性执法提供方便。因为没有被害人，执法者可以抓也可以不抓，可以抓你也可以抓他，这就变成了一个寻租的机会。

　　另外，“性产业”的“地下化”会让黑恶势力获取更大利益。当一种产业居于“地上”时，黑恶势力参与其中的机会相对较低，但当一个行业处于“地下”，在这个行当获利的就只能是黑恶势力或官商勾结者，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在“地下”产业中获取超额利润。

　　更值得注意的是，“性产业”一旦“地下化”，从业人员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小姐被杀、被抢、被绑架的风险就会增高。她们在易于被害的情境中工作，被害后又很少去报案，这些都加重了她们被害的可能性。“客人”也存在被抢、被绑、被敲诈的可能，因为他们同样是在“地下”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小姐是在“工作”，他们是在“消费”。

　　所以，我们说，对于没有被害人的行为，国家不是不可以对之“犯罪化”，关键是在针对这类行为制定具体的社会反应对策时，应该反复权衡，慎之又慎。

　　东方早报：对于“性工作者”问题，除扫黄之外，警方还有哪些需要做？

　　吕文举：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轻重缓急首先取决于其社会危害性。

　　在当前社会结构下，你如何去定位这些女孩子？骨子里可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事，但社会氛围和价值观导致她们这样去做了。所以，我认为，对这类问题怎么看——是面对现实，还是按照建国初期那种消灭妓院的观念去看。这，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赵军：警方在对待“性产业”问题上有时会面临一些较为尴尬的状况，比如，发生了小姐连环绑架案件，警方前去了解线索时，有很多曾经被绑架的小姐不说，害怕公安机关处理她们，追究她们性工作；老板也不说，说了就不仅仅是卖淫问题，还是组织卖淫，要坐牢的。警方一方面要保护这些小姐的生命权、财产权，要打击硬犯罪；另一方面又是“性产业”的取缔者，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这种矛盾，非常困难，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前些年，推广安全套也有人提反对意见，现在大家都默认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下一步，是小姐被害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生命、健康、财产、自由这些更为基本的人权，更为迫切。(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