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马九器

　　前不久，国内最有钱的几家单位，也就是银行，不约而同地、静悄悄地做了一个小动作——— 服务项目涨价。别小看区区几元钱的上涨，一旦乘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客户，就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还是前不久，国内许多城市的水价普遍上涨，当然绝大部分也戴着“听证会”的合法帽子;还是不远，国内许多著名景区，比如平遥古城、湖北黄鹤楼、山东三孔景区，门票价格都芝麻开花节节高……

　　涨价好像是传染病，地不分南北、业不分大小，不约而同、步调一致，遍地发烧、到处咳嗽;又好像是一场流行风，踩着听证的节拍，穿着CPI的外套，扭着可持续发展的舞步，时尚潇洒，在大江南北呼啸而过。不过，这些涨价往往都举着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成本增长不得不涨。

　　涨价其实也是有道德属性的，尤其是前面所述的公共品涨价，让人从道德上感到有些不优雅，总觉得他们的做法有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文化心理。国有银行服务、景区门票、自来水，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公共品的属性，因为它们的地位和身份带有鲜明的公共色彩和国家背景，因此，它们的收费应当具有“君子”气质，具体做法就是把涨价的理由像春秋战国时的雄辩家们一样，令人信服地告诉公众，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把真相公之于众，而不应把公共品出售混同于私人品中的卖大蒜绿豆：理由一句话，涨价没商量。

　　在一轮轮的公共品涨价中，就“成本增长”这个理由而言，民众消费者永远也说不清看不明成本究竟有哪些、如何增长、增长到底几何……现代社会公共领域讲求“以理服人”，摒弃“横征暴敛”，中国文化讲求“名正言顺”，反对“不清不白”，以人才选拔为例，你说王维文天祥有状元之才，国家必须重用，那好，把他们的文章公之于众，让天下人都来审视、甄别，用真相事实说服天下士子;倘若只是说好便重用提拔，却始终不敢、不愿将证据公开，难免不让人猜想你心里有鬼，那和“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阎锡山有何区别?

　　公共品涨价上，银行说成本增加不涨不行，自来水公司说成本增加入不敷出，景区说成本大涨年年亏损，可是却都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尤其这种成本核算的证据不能是自说自话，而应是权威机构独立调查所得结果，否则即使你说出来了，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信用实际上还是一地鸡毛。所以，那些公共品提供者不要委屈：为什么每一轮公共品涨价，必然引来民众和舆论一边倒的质疑?的确，每一次公共品涨价后，社会上各种戏谑的、冷嘲热讽的、怒不可遏的民众表达如雨后春笋般疯长，像拆迁的挖掘机般狂刨公共品提供者的公信力墙脚，但一点也不冤，因为你涨价的道理根本无法让大众信服，消费者有权利喊一声：凭什么?

　　当下中国进入一个现代规则通行的时代，它的规则是要以逻辑来推理、要以道理来说服、要以证据来证明、要以真相来取信，而中国曾走过的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恰恰是一个不靠逻辑靠强权、不讲道理讲武力的社会。逻辑、道理、证据、真相，这些正是维系法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理性基础，没有这些，谈何公平谈何正义?

　　欣闻国务院法制办刚刚公布了《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条例(征求意见稿)》，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公共品价格成本真相不明”的关键问题，就是希冀以经得起推敲、考验和监督的成本事实，满足民众对公共品价格方面的知情权，让民众相信公共品的定价以及浮动，不是某一个垄断利益集体的阴谋和自肥，而是真正基于公共利益基础上的正常行为。在公众不明不白中实现公共品涨价，和在公众明明白白中涨价有天壤之别，它们的差别犹如强行摊派和自愿捐献、掠夺和奉送。

　　所有人都知道，仅靠制定一部目标指向正义的法律就能实现某种善治实为天方夜谭，要真正让法律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某个领域，需要公共品提供者必须转变思维和信念，要按照现代社会的规则去实现公共品、提供者和民众之间的和谐对接。城市缺水是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城市自来水系统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可以想见，因此适当涨价也无可厚非，但是，政府机构、自来水公司、专业调查机构必须要走一套现代程序，要把所谓的成本增加调查得严丝合缝、环环相扣，要经得起公众的推敲、舆论的审视，唯有如此，所谓的涨价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最终的政策才能以最小成本推行下去。自来水如此，银行、石油、天然气、景区、公共交通工具……莫不如此。

　　有一种人收钱，没有道理可言，或者道理很荒诞，他只有一个思维：我这东西，天下独一，你不可或缺，不买不行，任凭我漫天要价，你也得乖乖奉上。这种行为和掠夺没什么区别。公共品涨价的道理倘若不能让大众信服，反而激起一片质疑和反对，那是不是也算一种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