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6年12月25日那天下午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将军就再也没能回到西安。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而且也是民族的遗憾。张学良将军1935年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来到西安。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做了一些让国人唾骂的“安内”之事，却也干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大事。他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功臣。“历史将永远铭记：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一个能够顺应人民的意志，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人；尽管他可能有过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弱点，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张学良将军公馆展览厅内的一段结束语。“西安事变”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张学良的英名在西安人心目中永不磨灭。

　　东大街东段路南有一条建国路，其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建国一巷至六巷。其中建国三巷不复存 在，现称作金家巷。在金家巷巷口一号院有座颇有特色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张学良将军公馆所在地。张公馆内主要的建筑物是由东向西排列的三幢精巧别致的三层小楼组成。从外形上看，不由得让人想到西洋式建筑，亭亭玉立，独具魅力。楼门北开，每幢楼的楼身四周自下而上分别由三种不同的铁制文钉加以点缀。东楼、中楼(也叫北楼)、西楼一二层之间的铁钉字样依次是“A”、“B”、“C”；二三层之间都是“ ”形字样；顶部都是花形铁钉，其状若刚刚绽放的花蕾。这几种看似不经意的建筑物物饰，却反映出这里主人的“西式”风格。沿着楼外的石级台阶可直接进入二楼。楼内的房间都不大，谈不上宽畅，布局却比较合理。地板都是木质的。从二楼上三楼，个子高点的，得留意屋架碰到了头。张学良将军及其家眷当时住在西楼(C楼)上，随从的公务人员则住在北楼(B楼)上。“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则被安排住在东楼(A楼)上。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安全特别重视，并在生活上予以热情关照。

　　1936年12月上旬，当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陕西亲督张学良全力“剿共”的时候，张学良再次到临潼华清池进行“哭谏”，蒋介石不但没有幡然悔悟，反而暴跳如雷。无奈无望之下，张学良遂与杨虎城举事“兵谏”。1936年12月11日晚，就是在这座公馆里，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宣布 实施捉蒋、逼蒋抗日的计划。从“双十二通电”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的心迹：“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年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此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张学良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于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争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也就是在这座公馆里，张学良和杨虎城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多次会面、商议，屡释悬疑，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识。还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美龄、宋子文等举行了西安、延安、南京的三方会谈，最终达成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剿共”，联合抗战。

　　与张公馆一条路之隔，位于张公馆之北另有一座公馆，叫做高桂滋公馆。它是一座石质二层楼的方形建筑。“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新城大楼被转移到这里。从当时的情况看，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受宋美龄的委托，带着她的亲笔信在这里见到了蒋介石。当蒋介石看完信后，竟然痛苦流涕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害怕南京方面何应钦乘机谋事，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三方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也到高桂滋公馆会见了蒋介石。

　　让人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听从周恩来和杨虎城等人的规劝，怀愚忠谢罪之心，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送也把自己的一切给断送了。我不想猜测张学良将军现在对当时的做法作何感想。长期漂泊不定与世隔绝的幽居生活把一个年青的少帅无情地变成了百岁老人，到现在还在异乡为异客。不过从张学良将军1990年底写的一幅字中，还可以窥见这位老人不减当年的风骨：“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送给张学良将军的几个字。张学良不忘国父之谆谆教导，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我想，张学良先生虽然身在异域，目睹中国目前之现状，一定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我以为，张学良先生和台湾人民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