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新街中段东侧，有一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就是所谓的七贤庄。七贤庄所在的这片区域，原是清代满族居民区。辛亥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恨”屋及乌，把它毁为废墟。后来， 一些银行资本家买下了这里的地皮，并在此建起了一排连墙式的宅院，共有10院，整齐划一，对外租出。来此租住的多是些中上层人士，一时成为儒生雅士聚集的地方。当时任《陕西工商日报》社社长的成柏仁先生便给这里起了一个比较雅气的名字，叫做“七贤庄”。一是因为附近已有一德庄、四皓庄、五福庄、六谷庄、八仙庄等这样的街名，依序填空便据典命名为“七贤庄”。二是此处文人雅客较多，加之当时社会环境极为恶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 政治主张和革命道路，人心惶恐，民声沸怨。一些知识分子感到无所适从，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普遍陷于“彷徨”之中，“归去来兮”，志在竹林。故取魏晋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之典名之，其寓意不言自明，那里至今还有成柏仁先生1936年题写的“七贤庄”砖额。

　　普通老百姓对七贤庄由来的了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透彻。他们只想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就足够了，不愿意去费心思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什么“彷徨”，什么“典故”，还有那些总爱游山玩水的臭文人，酸不溜秋的，不务正业，不知想干啥，能干啥?我曾和居住在七贤庄一带上了些年纪的人聊起过“七贤庄”，他们对“七贤庄”这个名称的认识惟有数字上的概念。也许是指七个人吧!就这么简洁。这让我油然想起去山东曲阜拜谒孔林的事来。 一自称是孔子后裔的当地人，自荐为导游，用人力车把我拉到孔林参观。进了第一道门后，他便向我神秘地介绍说，从第一道门到第二道门之间这段距离，按成人步幅行走，正好是73步，代表孔子活了73岁；路两侧栽有72棵树，说明孔子有七十二贤。还真有点意思。我问，为什么叫做“孔林”?他答道，可能是树木多吧!这不能说他无知。正如“七贤庄”一样，普通人不需要去搞清“竹林七贤”都是哪些人，名字就是名字，管那么多顶不了饭吃!令我惊奇的是，当提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西安人大都知道。看来“八办”的名气比“七贤庄”大。

　　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了补给奇缺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秘密建立一个中转站，专门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采购所需物资。“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便在此时出现在七贤庄。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海伯特是德国党员，经宋庆龄、史沫莱特介绍由上海来到西安，以行医做掩护，开展地下交通工作。大批的医药和无线电通讯器材就是通过这里转运到延安去的。诊所地下室同时安装了一部秘密电台，专门接收并向上海、香港等地转播红色中华通讯社的重要新闻和消息。从南方各地到陕北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爱国志士等也都是通过这个交通站联系安排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这里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半公开机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就设立在此。抗日战争期间，奉命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正式对外办公。不久，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成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合法办事机构。办事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200余人。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颖超等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主持过工作或居住过。白求恩大夫赴延安途中，也曾在这里住了10天左右，并做过一例手术。朱德在30年代末曾三次来七贤庄居住，除了爱打篮球外，就是在菜地里劳动。续范亭先生曾写诗赞颂过这位总 司令：

　　敌后撑持不世功，

　　金刚百炼一英雄。

　　时人未识将军面，

　　亲切和蔼田舍翁。

　　叶剑英1979年4月重游“八办”故地，心情特别激动，兴致也特别高，即时赋诗，深情依依：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

　　七贤庄这样一个小地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贡献非凡，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这所红色驿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光辉的诗篇。1946年，内战爆发，国共关系破裂，“八办”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撤离西安。解放后，七贤庄经过修复，建立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对外正式开放。旧址新貌，往事历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