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坐了四个月的牢之后，中国留美学生翟田田最终回到了中国。他对记者控诉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也否认自己曾经在电话里面说过，自己要火烧学校，而这正是让他惹上官司的关键，接电话的学校接线生报警，说他这样说了，而警方则报告了国土安全局，于是他被控“恐怖威胁”。

　　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通过法律程序。能否胜诉，关键在于律师的辩护，是不是能够让法官，或者是陪审团相信自己的清白；或者是证明，警方以及控方程序上出现了错误。程序正义，正是透过司法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以及自由的关键。因为既然官司发生在美国，想要用舆论甚至政治因素，相信作用不大。

　　民意是否可以影响审判？或者说，民意是否应该影响审判？我想先从香港最近的一宗案件说起。香港一直被人称道的是独立的司法，但是这宗案件的审判却在社会上引发一场讨论，甚至有人拿着标语上街，认定香港司法已死。

　　这宗案件的被告被控袭警罪，因为她开车被警察拦下之后，不但拒绝进行酒精测试，还打了警察一巴掌。本来这样的个案不会引发社会关注，但是这名女士的背景实在是太过显赫，伯父是终审法院的常任大法官，舅舅是行政会议成员，出身望族的她，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控袭警罪。结果她并没有外界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需要坐牢，而是罚款八千港元，停牌一年，接受感化十二个月。

　　这样的结果很多人觉得不公平，有人从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认定是自己人维护自己人，也有人觉得，这证明法律最终还是保护有钱人，因为你可以请最好的律师。但是也有不少支持法官的声音指出这样一点：法官或者陪审员判刑，当然不可能百分百客观，毫无偏颇，因为这涉及到这些人本身的价值观，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甚至性格。有的严厉，有的则相信慈悲为怀，关键还是要看判刑是否依照法理，如果为了顺应民意而抛弃了法理，那才是对司法制度的冲击，才是司法不独立的表现。

　　在这宗案件上，正如法官指出，控方这次引用了刑法比较轻的条例，他是根据法庭的指引来做。他强调，不应该以人的身份来考虑判刑的轻重，就好像，如果当事人来自一个贫困家庭，那是否意味着就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也指出，如果不满意结果，可以上诉。事实上，负责检控的律政司已经表示会上诉。不过在这次的争议当中，不少人看到了一些香港人对司法信心的动摇，而大家都明白，香港的成功正是基于法治。

　　要大家遵守规则，相信法庭，说到底依靠的是信心。这样的信心来自于法官在法庭上的公正，不向权力低头，不受金钱诱惑，不怕黑势力的威吓，经过时间的累积，才慢慢地形成，同时民众是否信仰法律也很重要。因为民粹的危险在于，把法理放在一边。当然，政府同样重要，这次案件已经有不少声音批评负责检控的有关方面厚此薄彼，对权贵家人下手比较轻，带头违背法治精神。

　　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法庭又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民意。最近在香港还有一宗案件引发关注，一个拿到了女性身份证的变性人，因为出生证明上写的是男性，申请结婚遭到拒绝，她诉诸法庭，要为自己夺回婚权。如果她赢了，意味着可能要改变婚姻法对婚姻一男一女的定义。

　　法庭压后裁定，这名变性人是否能够拥有婚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社会会否产生震荡，在于大部分人是否能够接受了吗？（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