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城管委在网上发布公告，就《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面向公众征求修改意见。《办法》提出，将在广州市、区、街(镇)的城市管理部门设立流动商贩管理服务中心，对流动商贩实行分区域管理，重点路段、区域严禁，其他路段、区域严管并就地规范，重点下移至社区。流动商贩将实行持证经营制，并要求避免与其他商户恶意竞争。

　　这一《暂行办法》，是广州应对城市治理难题、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一次尝试。长期以来，城管执法与流动商贩之间冲突不断，成为中国城市治理中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成因复杂，执法部门的管理意志与底层民众的生存意志呈现长期拉锯的阵势，内地城市均未找到有效的治理途径。此次广州改变过去束手无策的局面，提出流动商贩持续划地经营的管理办法，其主动求解后效可期。

　　据粗略统计，广州流动商贩为23万至25万人。尽管没有确切的调查印证，但流动商贩以现行体制下的流动人口居多，可能是一个接近真相的事实。以广州为例，这些流动商贩往往来自外省或外地，经营方式就是随闹市而走，逐人流而商，贩卖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所需品。此前多年，舆论虽多有讨论，但停留于权利、价值的申诉层面，未能产出有效的管理措施，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共管理对这一人群缺乏基本的治理基础。

　　广州新近提出的暂行办法，要求流动商贩是广州户籍人口的，凭户口簿、身份证向户口所在街道提出经营申请，外来流动商贩则凭居住证、在穗固定住所证明和身份证，向居住证颁发街道提出经营申请。换言之，新规仍将治理建立在户籍和居住证基础之上。这种努力固然值得尊重，但效果恐怕不容乐观。其中原因，既有户籍人口中人户分离、居住与营商分离的普遍存在，又有外来流动商贩中无证流动的普遍情形。新规适用的流动商贩人群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需要调研确认的环节。

　　中国城市的流动商贩问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制度背景。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二是户籍隔离。在此二者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之间，城市要在流动商贩的治理上追求绝对的整洁、有序，恐怕只是缘木求鱼。这样说，并非提议城市应该纵容各种破坏市容市貌、污染环境卫生的游商小贩，而是倡议公众来探讨公共管理中的这种界限在哪里，如何才能树立适当可行的城市治理目标。因为一个适切的治理目标，既可能舒缓城管队伍的执法压力，又不至于将游商小贩逼至无路可走。

　　因此，我们依然赞同以一种先行先试的态度，探索解决这一城市治理难题。这源于在城市流动商贩治理中对那种眼高手低状况的积极应对。所谓眼高，是指城市管理者往往拥有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的治理目标。以流动商贩的治理为例，就是完全缺乏对城市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底层生存的体恤，片面追求权力美学之下的秩序景观，失去对基层社会自我组织空间的尊重，反倒造成水至清则无鱼的治理洁癖。

　　至于手低，就是过去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束手无策。城管与小贩，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甚至发展出互不为难的生存法则。这样的做法，事实上也是对应有的治理目标的卸责和放弃，本质上仍是对公共管理的不负责任。因此，正视现实，积极探求一种合理适当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方式，才是一种务实求进的履职表现。

　　2009年9月1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施行，对规范城管执法的行政权力，多有立法改进之处。如查封、扣押物品，须当场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查扣易腐烂变质的蔬菜水果，经批准可在登记后销毁，但应拍照录像予以记录等。此番征求公众意见的《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则从流动商贩的管理角度提出建言。尽管一部条例一套办法，并不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种调试本身就是在向更好的城市生活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