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草”主要为外来工免费提供读书、看报、看电影，以及组织郊游、唱歌等文化娱乐服务，服务的社区约有十几万外来工，但每日进入该信息中心的外来工只有100多人。

　　自称受伤了的汪宗兴很久没有谈恋爱了，业余时间，他自己作了一首歌，叫做《一直在漂》，倾诉了自己没有归属感的打工生活。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和墙壁上挂着的吉他，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反抗的是30个同龄人住一套房的工厂宿舍，还有工厂制度设计出的单调生活。

　　这个房间的租客是1987年出生的湖南人汪宗兴，他是深圳龙岗光台电子厂工人。

　　从年龄来看，他正是官方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新生代农民工是以年龄来界定的，它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这个人口在中国约有9000万人之众。

　　4月至6月，深圳市总工会在深圳市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明显的集体特征：他们一般在结束学业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农民并不熟悉；他们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强烈渴望融入城市；同时，他们的工作耐受力低。

　　南都记者近日于珠三角调查发现，工厂普遍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难以管理，管理成本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出很多。

　　这些较为负面的表述，换成农民工立场则又可表述为：他们崇尚个体、热爱自由、渴望被尊重、敢于维权。

　　渴望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也有来自边远农村的年轻农民，他们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珠三角劳工N G O普遍产生于2000年后，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劳工维权，这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现实和土壤。

　　和其他劳工N G O一样，红花草信息咨询部也位于农民工密集的工业区———深圳龙岗。几年来，他们除开展普法、提高农民工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外，持续调查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其负责人刘军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并不科学。他认为应该将其划分为农民工(以前是务农的)、学生工(结束学业后就出来打工，而无务农经历的)和本地工(指的是以前在原籍的国企或本地企业上班，后来因下岗等原因而外出务工的人)。

　　“新生代农民工中也有来自边远农村的年轻农民，他们的诉求和学生工明显不一样。”刘军说。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工作生活状况、利益诉求等，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问题的前提。

　　据“红花草”调查，在珠三角所有外来工中，60%为学生工，30%为农民工，10%为本地工。而农民工、本地工一般以老一辈农民工为主，学生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在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务农经历的占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占85 .4%。由此观之，深圳市总工会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红花草”的调查范围和调查结果都比较相近。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有43.8%的人表示喜欢深圳”，“只有1%愿意回农村务农”。

　　“因为他们(指‘学生工’)不会回家务农，所以更关注工人权益。而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农民工身份只是他们的人生过渡，他们还是要回到农村的，所以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是很强烈。”刘军说。

　　“红花草”的实践显示，学生工会主动了解法律知识，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维权态度更加坚决；而农民工很容易被厂方“收买”。

　　一个在某厂工作了十几年的农民工，在被非法解雇时投诉，厂方长期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工人缴纳社保等问题。“红花草”帮他取好了证，准备打官司，结果老板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了一点钱，他就放弃了。

　　所以，“红花草”更愿意帮助学生工，而非农民工，“因为尽管你给他们(指‘农民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最后不会因此而提高觉悟”。

　　停工维权

　　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停工事件，诉求一致是提薪

　　在维权方式方面，农民工倾向于“跳楼秀”，学生工则愿意组织停工。因为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太高。

　　“红花草”观察发现，“99%以上的停工都是学生工组织的，没有一次是农民工组织的”。

　　6月份，位于深圳龙华街道的台资企业美津电子厂发生了一起停工事件，原因是今年年初为该厂的生产淡季，加班时间少，工人们每月只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之前，每天加班4小时，每月收入3000元。所以，很多工人想离职。为了留人，3月份厂方宣布将举办一个总奖金10万元的抽奖活动，并承诺6月份将基本工资由900元调到1100元。但到了6月份，两个承诺都没兑现，因此几个年轻的工人在车间组织起了停工。

　　“年纪大的都不敢组织停工，因为害怕被辞掉，不好再找工作了。”美津电子厂员工邓世平说。

　　停工的结果是，厂方将10万元奖金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给工人，并于7月1日始将基本工资从900元提高到1100元。还根据工人的投诉，调查食堂的伙食，发现食堂用的是私自提炼的潲水油，伙食因此得到改善。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12名年轻工人跳楼自杀事件。而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停工事件，诉求一致是提薪。

　　这些停工事件都是由新生代农民工发起的。一些企业为避免停工行动所造成的不必要损失，主动提升员工的工资。而河南、陕西、安徽、海南、深圳等十几个省市，都于今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除深圳外，其余各省都超过20%。

　　而老一辈农民工几乎不知道自己的权益。

　　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回忆说，1994年，他到东莞一家台资企业打工，隔壁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火灾。事后，他所在的工厂为了提高工人的消防水平，而组织了一场消防演习，那天是星期天，工人们在宿舍休息。有些工人不愿参加消防演习，厂方遂派保安逐个宿舍里检查，将不参加演习的工人们拉到操场上罚站，并用水龙头冲了1小时，那是11月份的天气。

　　“那时候，外来工在很多企业和基层机构的眼里都是没有价值的。”张治儒说。因此，从那时候起，他就想成立一个外来工协会，来维护外来工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