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在回答记者为什么每逢涨价必拥护时，这位老太太语出惊人：“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此话当然激出民间强烈反响，多人在指责之余，把这个比喻反过来，强调民众才是政府的衣食父母。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显然只有一个字：乱。

　　这是两个有问题的比喻，尽管前一个问题更大。问题在于，作为国家公民，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公共领域中的关系，它属于政治伦理。父母子女间的关系则范属私人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区间，有着不同的伦理职分。以父母儿女的关系来比附民众与政府，不仅公私不分，并且容易把政治伦理搞乱。

　　把政治伦理父母儿女化，抑或“亲亲”化，几十年来，已为惯习。其不良在于，它将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变成了感恩政治，即父母抚养儿女，儿女则需要向父母谢恩。虽然胡丽天老太太说“我们这一辈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对党和政府有特殊的感情”，但从她的意识构成来讲，这份感情是子民性质而非公民性质。

　　不能要求身为子民的胡丽天读过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休谟的话：“我们发现，每个地方的君主都把臣民当成个人财产，宣称自己由于征服和继承享有不受约束的君权；我们也发现，各地臣民都承认他们的君主具有这种权力，认为自己生来就有服从某个君主的义务，如同生来就有敬重和孝养父母的责任一样。而这种关系总是被认为同样无须本人允诺……人们对于服从或隶属已经习以为常。”请注意休谟句子中的那个比喻，在中世纪它与其是比喻，毋宁是君主与民众关系的真实状况。两百多年过去了，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早已走出了那个时代。那么中国呢，至少在胡丽天那里，她的意识还维持在 “对于服从或隶属已经习以为常”的状态。

　　不知道当下中国从统计上来说，胡丽天能占多少百分比；但从舆论对胡丽天的批评来看，至少在年轻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具有休谟式的公民意识。在公共领域中，民众之于政府，如果扫荡被灌输的子民意识，正如休谟所说：“在设计任何政体和确定对该体制的一些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假定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则利用这种利害关系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做不到这一点，则夸耀任何政体的优越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

　　以上休谟谈论的，正有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伦理。就该表述而言，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换言之，政府不是用来像父母那样谢恩的，它在设计之初，就已经成为民众的监督对象。因此，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批评与监督才是应有之义。而且必须强调的是，监督与批评不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甚至是公民应该自觉承担的义务。反过来，政府对民众，也无需像子女一样感谢。尽管民众向它纳税，但它并非为民众抚养。因为税赋本身是要政府为社会提供休谟所说的“公益”。这其实是一种交换关系，民众出钱不是供养政府，而是从它那里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因此，同样不能简单地说，民众是政府的衣食父母，除非政府拿了钱什么都不要它做。（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