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阵轻微的声响，打印机缓缓吐出一页淡黄色的纸张。红黄两色的国徽下，有五个宋体大字：烈士证明书。

　　2014年9月中旬。距首个法定烈士纪念日越来越近了。陕西省民政厅二楼优抚处一间办公室里，越发忙碌起来。几名工作人员整日守在电脑前，忙着新版《烈士证明书》的换发工作。

　　桌上一个暗绿色的锦盒里，装着一摞近一尺厚的《陕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陕西十个地市各为一卷，双手捧起沉甸甸的。延安分卷最厚，足有3厘米。这套《烈士英名录》显示，截至1982年10月，陕西在册登记烈士27152人。据陕西省民政厅提供的最新数据，此后至今，陕西又有660人被评定追认为烈士。

　　陕西两万余名烈士，有的是陕西人，有的牺牲或安葬于此

　　“陕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陕西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成千上万的革命英烈。”从1981年6月开始，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与当时的陕西省民政局着手搜集整理，编印革命烈士英名录。在前言中，编纂委员会开宗明义如是说。这套共分10卷、105册的英名录记录了陕西27152名烈士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时间、民族、籍贯，以及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入党(团)时间。他们有的是陕西人，有的牺牲在这里，或安葬于此。只是，“有些烈士牺牲较早，资料不全，搜集工作难度很大。”

　　陕西省民政厅副调研员刘锦说，这些烈士中，男性26995人，女性131人，“有26人没搞清楚性别，年代太远了。”

　　前言中提到了陕西6位著名烈士，有“我省及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魏野畴、李子洲，创建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虎城将军和杜斌丞先生”。而第一卷延安分卷中，排头即为“四八烈士”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人;还有引出毛泽东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也在这册分卷名录中。

　　相较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更多的则是陌生的姓名，累积成一串数字：建党初期牺牲28人，土地革命时期6550人，抗日战争时期2910人，解放战争时期8004人，1949年至1982年8029人，1982年至今又评定追认660人。还有牺牲时间不明的1631人。

　　“记录烈士的英名，是让后人不忘历史，得知今日和平来之不易，从而弘扬精神，激励后人。”多年从事优抚工作的刘锦说。

　　烈士是一代人凝聚奋斗的象征

　　说到“烈士”，43岁的西安市民方先生脑海里冒出一个名字——买亚军。1990年编辑的《建国后西安大事记》记载，1982年10月10日，当时的长安县新旺学校初一学生买亚军，“为保卫集体财产，同盗窃分子搏斗，英勇牺牲”，年仅13岁。方先生当年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政府号召我们青少年向小英雄买亚军学习呢”。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此出过一本小人书《挺拔的小白杨——少年英雄买亚军的故事》，彰显他的英雄事迹。

　　《当代陕西大事辑要(1949-1990)》记载，就在1982年的6月和7月，陕西出现了多个影响深远的烈士事迹：6月7日，陕西中医学院女大学生邵小莉，在咸阳渭滨公园湖中，因抢救落水小女孩，光荣献身，年仅22岁。7月19日，24岁的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大学生张华，在西安康复路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个老农，献出生命。

　　那个年代，不仅有别于战争岁月，更是结束长期混乱、一个新时期的开启。过去的标准被打破，旧痕仍在，新的还未建立起来，各种思想混杂。

　　“尤其是张华烈士的事迹，引发了一场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和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哪个更重要?” 最终，与这一时期涌现的其他烈士一样，新的价值观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同，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起到一种旗帜的作用。“烈士成为一代人凝聚奋斗的象征。”

　　只是，如今再提起张华、邵小莉，或是买亚军，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了。方先生叹道，和平的时间久了，烈士，俨然成为一个离常人生活较远的词汇了。

　　烈士褒扬制度起于汉代

　　在与“烈士”相关的语言词汇中，最常见的是“革命”和“壮烈牺牲”。常年参与评定烈士工作的陕西省民政厅调研员曹耀彬说，“烈士是什么人?牺牲是个什么词?是人们一提到烈士，就会感到惊心动魄、激奋不已。”

　　《辞海》解释，“牺牲”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具有主动性。《辞海》一连用了三个成语表现这个词汇：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英勇献身。

　　自古以来，烈士都得到统治者及普通百姓的尊崇。中国烈士褒扬制度的历史也悠长远久。

　　能查到最早的烈士褒扬制度，起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据《三国会要·兵政》记载，“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就是说不仅要求官府给没有基业无法生存的阵亡官兵家属供给粮食，还要求官吏经常去看望他们。

　　明代褒扬烈士的规定更具体细致。《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令“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明朝一石等于十斗，相当于现在几十斤粮食。《明会要·恤死事》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己亥，设坛亲祭战殁将士。”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颁发过《国葬法》、《褒扬抗战忠烈条例》、《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等法规。

　　中国共产党早在1931年11月，就颁布了《红军抚恤条例》。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红军抚恤处。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办法》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应成立相应的抚恤优待组织机构。

　　1950年，国家先后颁布《烈军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四个条例。广为人知的，是开国大典前夜，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全国烈士143万余人，近55%是无名烈士

　　2011年，华商报记者在商洛驻站时，曾随同当地党史、民政部门普查镇安等地烈士墓，仅镇安一地就查出102名有名烈士、87名无名烈士。镇安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杨清宏介绍说，多位无名烈士为合葬墓，且葬于高山之巅，路远难行，鲜为人知，只是当地百姓世代相传，称为“红军墓”，朴实的山民常年义务照看，每到清明、寒食，则去祭奠。

　　目前，全国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单位4151个，各类烈士纪念设施79.1万座，其中烈士墓76.6万多座，共安葬烈士143万余人，其中有名烈士64.8万人，无名烈士78.3万人。其中安葬在陕西的烈士11.3万多人。这绝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每个数字都是曾经鲜活的一条生命。

　　陕西省民政厅副调研员刘锦向华商报记者介绍了有关陕西的一组数据：陕西的烈士陵园，国家级的有8处、省级12处，零散的烈士纪念设施480处，以陕北延安、榆林等地较多。

　　西安有多处烈士陵园，除了位于长安区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外，闻名的西安烈士陵园位于南郊含光路，这条街过去也因此得名，一度被称为陵园路。

　　2012年底，陕西开展零散烈士墓迁建工作，中央、省、市、县共投资5.137亿元，将3万多座零散烈士遗骨迁到烈士陵园或相对集中的地方。

　　华商报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多名参与评定烈士工作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项工作责任重大，牵涉到社会稳定与抚恤遗属。“不然，怎能让烈士英灵安息?”

　　1980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据统计，自此条例颁布以来，全国共评定8.5万余名烈士，累计有几百万烈士遗属享受优抚。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烈士褒扬工作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相关规定没有全面涵盖烈士褒扬工作，烈士批准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烈士遗属抚恤待遇标准低、政策不够统一、不同身份的烈士其遗属抚恤待遇水平差距过大。

　　为此，2011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发布新的《烈士褒扬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