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陈恩挚
伴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李克强总理在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出的“权力清单”概念，又重回公众视野。
他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此段论述，成为本届政府“划定权力边界”的预言。
权力清单，与经济社会息息相关。除了具体的在立法层面的执行外，到底对权力边界的研讨和划定，能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变化?昨日，本报专访青年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陈恩挚，以期从新锐的经济视角，去看待国家政治前行中的改革。
“明确权力的边界”是本轮改革的核心
华商报：十八大以来，一场反腐战争席卷了中国。腐败从来都与经济问题挂钩，良法之治也对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提供了保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四中全会为政府干预市场相关权力划定了边界，从而成为防腐的新起点?
陈恩挚：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是公平、公正，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所以，腐败官员们权力滥用导致的不公，甚至对商人私有财产的掠夺，让商人们很没有安全感。这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是很大的。
这段时间，与“打老虎”相对应的是，不少“权贵对商人巧取豪夺”、“红顶商人攀附贵人发迹” 的往事被公布于众。在这些故事里，人们看到，所有保护商业公平、保护私有财产或公有财产的制度、法律，在这些高级官员及其家人面前，都形同虚设。官员们及其家人的一句话，一个暗示，甚至一个眼神都能量巨大，所向披靡。 或许也是基于这种现状，不少国人缺乏安全感。连王石都说：“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狱中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被冤枉的，有的是罪有应得。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会想，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会忧虑，毕竟我也是企业家中的一员。”
因此， “明确权力的边界”是本轮改革的核心，也将是成败的关键。它不仅是防腐的新起点，对权力的约束对财富的保护，更是经济社会再腾飞的新起点。
华商报：王石的担忧确实也是很多商人的担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对各个所有制法人财产权的保护。它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陈恩挚：关于产权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曾提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可以说，与此次《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条款是相互呼应的。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交换。清晰的产权是市场交换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必要条件。试想，如果缺乏有力的财产权保护，其后果是经济 纠纷、扯皮，甚至是掠夺，那么市场主体自然就缺乏安全感，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参与者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也受影响，市场繁荣则成为一句空话。
近年来，我们政府在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由于国企垄断、法制不健全，及官员的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等因素，私企产权时常受到侵害，私营企业的商人成为弱势群体。最知名的案例是“太子奶冤案”。这个案子使创始人蒙冤被刑拘，昔日红红火火的太子奶也基本在市面上消失。
华商报：没有安全感，其实也是很多商人移民海外的原因吧?
陈恩挚：由于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不少多企业家不得不花时间与各级政府官员联络感情，并设法担任各类社会职务，成为“红顶商人”。另外，不少企业家还选择了移民，把财产转移到海外。这些做法和心态，显然会分散民企老板们的精力，影响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并使资金流失，成为国内经济的绊脚石。
所以，通过法治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特别让“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政府权力过大致经济社会高成本运行。
华商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一把手”的负责制，为各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时至今日明确公权力的边界是否已经恰到其时?
陈恩挚：政府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必要有一个边界。目前来看，我们的政府及部分官员存在过度管制的情况。比如，在一些地方，要做一个房产项目要盖一百多个章，这必然会滋生腐败，影响到企业，影响到经济的活力，并提高社会的运行成本。
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我们同时看到，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一个高成本运作的状态。目前来看，中国依赖“货币超发及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没法持续,走到尽头。为此，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经济活力成为眼下管理层的现实选择。
而分析当前的改革，我们就会发现，“明确权力的边界”有两个层面的效果：一方面，实践证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往往比政府更有效率。“明确权力的边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保障和前提;另一方面，“明确权力的边界”，减少权力的干预和干扰，可以确保经济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开放。
华商报：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
陈恩挚：以股市为例，这是和几亿国人息息相关的事。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A股一直不给力。核心的因素是，证券市场的制度有有缺陷，这个缺陷主要表现在证监部门在发行环节过度的管制。 其实，企业上市就是“卖股权”。但是根据现行制度，企业上市需要漫长的等待和所谓的严格“核准”，也因此，上市资格被人为“稀缺”，上市企业数量被限制。
其造成的后果是：一、因为股票数据供给被人为限制，投资者缺少选择权，只能“饥不择食”，以较高的价格去买股票。二、同样的原因，导致上市资格价值连城，获得上市资格的企业将一夜暴富。因此，为了早日获准上市，企业会不择手段，比如花重金行贿手握重权的证监会发审相关官员，甚至不惜手段财务造假。最终，坑害的是老百姓。 所以，针对上述问题的IPO注册制改革正在推进，注册制的核心是把权力市场化。
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证监部门“越俎代庖”选公司的能力很糟糕。同时，因为权力太大，权力寻租或腐败的传闻倒是不少。 实行“注册制”，就是政府把能否上市的权力还给市场。即只要符合基本要求，企业都有资格上市，至于那么多家企业，哪家能够上市(即卖出股权)，那是市场投资者选择的结果。
权力清单不等同于权力的边界。
华商报：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上，权力清单是否就是公权力的边界?
陈恩挚：谈到“明确权力的边界”，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权力清单。这段时间，各级政府都在晒权力清单。政府晒权力清单，当然是好事情。不过，仅仅亮出权力清单肯定还不够。
打个比喻，“权力清单”相当于在足球赛场上，给赛场划定的边界。但问题是，若运动员出界，没有及时得到监督和处罚。那么，这个边界可以说是形同虚设。所以，只有受到监督和约束的权力清单，才是真的给权力划定了边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权力清单”这种有形的边界，权力还有很多无法用“清单”表述的无形边界。比如足球赛场上的越位，越的就不是某一条线。 和足球赛场一样，很多时候，政府及其官员权力的“越位”也是无形的。为此，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把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放到阳光下运行。就像足球比赛，除了裁判，还有观众的眼睛盯着，还有摄像机直播。
华商报：“一把手”腐败是党在治理这个国家中，最为考验纪委智慧的反腐难题。难就难在权力太大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如果要物化它，那么边界在哪里?
陈恩挚：权力的边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给政府权力划界。去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一个重大战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也被称为三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目前，针对政府管制过多的现状， 要实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就要求缩减政府及官员们的权力，防止权力越界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
简单的说，就是要放松管制，要取消各种审批，降低各种准入门槛，把配置资源的权力尽可能还给市场。 二是，要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政府的权力最终将落到个人的身上，因此，对约束权力不能靠个人的觉语或自觉，需要机制和制度。 法治让市场更具活力和包容性
华商报：最后总结下，说到权利的边界和依法治国两个概念，这两者的关系是?
陈恩挚：目前来看，约束权力比简单的划分边界要难的多。要想让官员的权力，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权力要得到约束和监督，只有依赖于法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至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够的。管理层还应该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及“权力阳光下”实现至下而上的监督，同时，形成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
核心的逻辑是，通过制度安排把“利已需要先利百姓，先利社会”的机制在官场生根发芽。我想，这些机制的形成也都有赖于法治的力量。 另外，明确权力边界的过程，其实就是市场化改革，由“市长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这个转换必然对配套法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华商报：法治兴则市场兴?
陈恩挚：是的。要知道，哪里的规则和法律能够更好的保护投资者，更公平、公正，哪里的市场便更具包容性，更有活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投资。也就是说，经济越市场化，越需要法治作为保障。
很多时候，我们分析国内的一些经济现象、扭曲或改革难题，最后的结症常常会指向法治问题。可以说，长远来看，不同经济体之间，归根到底比拼的也是法治。这几天，有人在分析哪些股票是依法治国概念股。其实，在我看来，若法治建设能取得重大进展，A股全部股票都是依法治国概念股。 华商记者 刘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