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工头承包富士康工程遭欠薪74万 去年只顾讨薪

　　“上联：要一天，拖一天，急一天，上火!下联：继续要，继续拖，继续等，着急!横批：收款真难!”1月27日，李承(化名)将这副对联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

　　他承包富士康工程遭欠薪74万。2014年，他几乎只在忙一件事——讨薪。这一年，他从天津到湖南长沙，跑了几个来回，却只是获得3万元生活费。他开始觉得，自己生活在谎言中。

　　“上联：要一天，拖一天，急一天，上火!下联：继续要，继续拖，继续等，着急!横批：收款真难!”1月27日，李承(化名)将这副对联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

　　李承今年35岁，是陕西富平人，2010年开始，从事机电安装、室内外装修行业。2012年9月底，他承接了天津富士康公司某厂房的水、电安装项目，结果工程完工一年多，70多万元的工程款依然没有下文。

　　整个2014年，他几乎只在忙一件事——讨薪。这一年，他从天津到湖南长沙，跑了几个来回，却只是获得了3万元生活费。他开始觉得，自己生活在谎言中。

　　“我在长沙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去债主公司‘上班’，也就干坐着。说了年前给我50万的，已经晃点我好几次了，他们要不给钱，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李承说。更让他绝望的是，在这里蹲守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个讨薪工头。

　　“现在做工程首先考虑对方付款利不利”

　　2003年7月大学毕业后，李承来到深圳。同年，他应聘进入深圳富士康公司从事模具设计工作，这一待就是6年。

　　2010年，由于离家太远，照顾父母不便，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积累，李承决定回西安创业。考察过很多项目后，他打算从事机电安装、室内外装修行业。“这是我的老本行，利润也不错。”李承说。

　　两年下来，公司有了一定起色，但一直没有太大发展，李承一直在等待机会。2012年9月，机会来了——天津富士康B01厂房需要进行水、电安装，主要是桥架、线缆铺设、灯具、设备安装，水、气管道、暖通等，正好和李承的公司主业对口，并且这是富士康的项目，李承自认有一定的人脉。

　　“当时接这个项目，主要考虑这是富士康的项目，我在富士康工作那么多年，有感情因素在里面。另外，项目总包方(深圳亚美公司)有我以前的同事，他是分管下包商的副总，在项目付款上应该没有问题。”李承说，“现在我们做工程第一考虑因素就是对方付款利不利。”

　　此外，觉得万无一失的李承认为，只要第一次合作好了，以后还会有大量的工程做。而且，他和总包方签订的合同是纯粹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按进度付款，这样在款项上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只要置办些工具，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李承说，“这是我当初的想法，可是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悔恨万千……”

　　“中途你不做了，亏得更多”

　　让李承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是：没想到4个月就可以完成的项目，竟然变得遥遥无期起来。

　　“总包方负责主材采购，我们没法控制工期，而当时合同上未做详细约定，就写了只要有材料到厂，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安装完成。”李承说。

　　然而，实际远非这样。他告诉华商报记者：“施工过程中，甲方的材料经常不能按时到场，导致工人严重怠工，以至于四五个月可以做完的活，结果做了一年零四个月，本来还有微薄利润，到后来都亏钱了。”

　　对此，他曾多次去找总包方的项目经理孙辉理论，然而答复每次都是“材料商供货不及时”“项目资金周转不开”“工程要统一进度”等理由。

　　和李承一起接下该项目的还有他的合作伙伴张顺利。两人决定：由张顺利去天津富士康工地，李承在西安负责公司正常运转。

　　“我最后没去工地，而是在西安筹钱。因为他们(总包方)的进度款经常付不出来，所以我只能在西安借钱、贷款来弥补拖欠的工程款，总得保证开工啊，有始有终。”李承说，“做了工程才知道，基本上都是弱肉强食，合同约定只对总包方有利，他们不履行合同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你不做了，亏得更多。”

　　工期进行了一年多，李承几乎把所有能借钱的亲戚朋友借了个遍，外债达到了30多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通过银行用房子办了抵押贷款。他最后的希望是工程结束后，总包方能一次性结清所有的欠款。

　　“这是天津市招商引资的项目，也是富士康的工厂，我不相信他们拿不出来钱。”李承考虑。可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落空了。

　　74万工程款没着落，房子还在银行抵押着

　　2014年春节前，工程终于顺利完成。对于李承而言，经过2013年11月的结算，工程总费用是216万余元，当时已付142万，还剩下74万多。

　　“这个项目工期拖得太长，我不仅没挣钱还是亏本的，前前后后，我总共花了80多万，主要是用于置办工具、垫付工人工资。但是最后74万没给我，就那么拖着，我的本钱都没有收回来，现在房子还在银行抵押着。”李承说。

　　一边心急如焚地电话讨薪，一边还要在西安“挣点是点”，所以直到2014年11月，李承才下定决心去对方公司讨薪。“11月之前，西安还有一些活没做完，我不能出来，因为我贷的钱、借朋友的钱都要每个月按时还利息，一个月下来一万多，所以只能电话催款。”1月29日，李承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天气逐渐转冷，西安基本没活干了。李承借了几千块钱，于2014年11月15日到了总包方的长沙公司“富美机电公司”(深圳亚美公司的子公司，在长沙，总包方的负责人主要在此办公)。

　　“从11月15日到12月5日，除了周六周日，我天天去他们公司，而得到的答复总是：钱还没到，等到周五，周五又没到，再等到周二，就这样一直拖。”李承说，“在长沙本来也没什么钱，所以只能住几十元一天的青年旅社，有时候一天能吃3顿方便面。”

　　在经过与亚美公司的大老板刘健多次交涉后，刘健答应：元旦之前先付李承20万元，2015年元月份再付30万元，剩下的2015年5月份前付完。然而，承诺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讨债人大半夜砸门，媳妇跑了出来

　　2014年12月4日，亚美公司付了李承3万元“保证金”，并承诺一定还款，同时李承家中有事，所以他这才高高兴兴地回了西安。

　　然而到了12月22日，多次电话催款后，对方还是支支吾吾的，他又慌了起来，“我怕答应的17万到不了，又来到长沙，果然不出所料，到现在也没付给我。”他告诉华商报记者，这次来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要不回去钱，也不打算回家过年了。“上周我媳妇还来了，在这儿也待了六七天。她在家没法待了，借人家的钱，人家天天上门催债，有时大半夜还有人砸门。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给单位请假跑过来。”李承说。

　　作为农民家的孩子，李承深知农民家庭的不易，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债务转嫁给农民工。经华商报记者了解，他下面农民工工钱基本已垫付完毕，只有两个关系好的农民工，李承还欠两万多元。

　　“他们知道我的难处，偶尔打电话问问而已，也没人来向我讨薪。”李承说。有人建议他说，对于这样言而无信的公司，可能堵门堵路让政府干预一下最好，但是没逼上绝路，他还不想走这一步。

　　对于为什么工程款迟迟不给结算，李承分析说：总包公司这两年接的项目太多了，钱用得太散，又一时半会收不回来。可能他们真没钱。

　　下一步，李承打算还在长沙等，直到拿到钱为止。他说：“我也相当无奈，现在外面欠人家那么多钱，每个月利息都一万多，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但是，一个官司一打最少也得半年。”

　　1月30日下午，华商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亚美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利源，该负责人表示，欠薪一事的确属实，目前李承就在自己的公司。“天津富士康还欠我们近400万工程款，我和李承去天津要过，但没有要到一分钱!这个情况他(李承)是知道的。李承的状况我也很同情，也很着急，争取年底前看能不能从其他工程里面协调20多万来给他!”

　　坐在旅社的小房子里，李承刚刚吃完一碗方便面，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摊开手问：“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昨日，星期天。下午3点，李承和亚美公司代表做了年前最后一次谈判，亚美公司代表说，争取本周三周四给李承30万左右的还款。但对其余的44万，未做任何承诺。李承说，这距离他的期望差得远呢，以前也有几次说给50万，但都没给，给30万，他还是没法回家……

　　一个建筑商眼中的农民工讨薪问题

　　欠薪只是缩影 有太多的问题没解决

　　■裸枪

　　1月19日，14岁的初二女生袁梦，为了替父亲讨要工钱，纵身从河北冀州市凯隆御景17楼跳下，不治身亡。

　　以死相逼的极端案例外，不得不看到，农民工讨薪难已堪称时代顽疾，原因何在?作为一个在建筑行业混迹多年的建筑商，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究竟谁是农民工的老板?

　　农民工讨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比造一个原子弹还复杂。首先必须明确，建筑公司属于第二产业，开发公司属于第三产业，二者之间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而对于开发商和承建商来说，是不存在农民工这个合作伙伴的。

　　因为和我签劳务合同的是一个机构，我面对的只能是这个机构的法人，我和法人合同中约定的如何结算，是受法律保护的。通常合同都很明确地约定——正负零给百分之多少，主体封闭给多少，竣工给多少，其余竣工验收后多长时间结清。

　　不过，现在搞开发也好，施工也好，基本就是明侃，或者干脆就是垫资。一些其实没有实力但又想接工程的队伍就硬着头皮来了，垫到一定程度垫不下去了，然后或者拔腿跑了，或者就在人工费上打主意。于是欠薪问题就出现了。

　　作为承建商，我可以接待农民工，也可以和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各级小包工头对话。可要钱总要有个凭据。农民工当然什么也没有，最多见的就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边写着哪天出工了。

　　与农民工直接算账，通常情况下也算不出钱来。因为算法不同，农民工的算法是干活了，就得给钱，而施工企业则要看完成的进度和工程量，一些返工造成的材料损耗和质量罚款，也要加进去。所以，正主这时候绝对不露面，而任由下边的农民工去找甲方，能要出来多少是多少，要不出来也不关他的事儿了。

　　工资拖欠全怪企业嗜血无良?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其实往往不是正规和有资质的开发商或承建商。现在地方上搞开发的很多都是外行，听说这行挣钱，手里也有闲钱，就一头扎进来了。一些精打细算的开发商，干得出来克扣人工费的事儿。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工地简直是个聚宝盆，哪里紧一紧都能出钱。

　　现在对付欠薪也有一些方法，保证金就别提了，它存进去能提出来。最管用的方法，是甲方直接给农民工开工资。农民工进场，工头把身份证复印件、工种、工资报上去，然后每个月再和农民工把当月的工资核对清楚，农民工拿着单据来甲方这里签字按手印领钱。这个方法不错吧?可是有的农民工自己做不到。

　　我对于农民工其实一直是有看法的，因为这个群体身份不清。有时候，农民工十几个人也接工程，你一万他就八千，你要签合同他就啥也不需要，把市场的门槛压得很低，以至于谈工程一说正规程序人家转身就走。农民工靠着这些所谓的优势抢了市场，可也坑了自己。多数农民工讨薪难，是因为他们手里啥都没有，只能靠一张嘴去要钱。

　　很多农民工都是一个村屯出来的，跑单帮的较少。而能带人出来的，通常都是当地村子里的能人。你看农民工敢去工地敢去开发公司敢去市政府，还真没几个敢去工头家闹事的。于是农民工就赤手空拳地来工地找承建商了。但法律上讲，农民工与发包单位也就是承建商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啊。

　　农民工有合法权益吗?

　　大的包工头挣的是施工差价，小的挣的是人工费差价，二者区别很大。比如说平米包干，大包1500块一平方米包过来，转手给二包1300，一平方米吃200，一万平方米就是200万到手了。小包工头没这能力，吃的是人工费。每个工人比如说日工是130，他提10块，给工人120，然后还要记工，想方设法地把工费拉低。因为他的利润都在这里。

　　于是，包工头负责领钱分钱就是必须的。给他结一万人工费，他回去以后拿着小本一算计，挨个把工人叫进来发钱，最后也就发出去八千，剩下两千自己揣起来了。所以一味指责开发商、承建商喝农民工的血，未必找准了矛头。

　　这个行业本身就是混乱的，呼吁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容易流于空谈，因为现实中农民工根本不存在合法权益，他们多数没有岗位培训，没有资格证书，没有劳务合同，没有工伤保险。而有时候，这种局面也与农民工自身有关。

　　我曾打算给所有进场的农民工做岗前培训，给他们技术交底，给他们买保险，结果没过一个星期，所有的农民工我都没见过，见过的都跑掉了。

　　我很清楚，在网络上，农民工也是说不得的。但弱势也好，强势也好，不能正视问题，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农民工的出路在何方?

　　眼下，农民工还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年轻人不肯干基建，上岁数的不出活。所以建筑行业现在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工程机械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工地的人员基础素质参差不齐，会操作机械的不多。很多建筑工地还停留在半原始劳动力状态，而劳动力价格这些年暴涨，又间接地吃掉了利润，造成了更多的欠薪。

　　承建商真的能够培训出合格的工程机械操作农民工吗?不能。因为他们多数不会和承建商签合同，承建商也不会为一个也许只干一两个月活的农民工做那么多工作。于是，第二年，一切还都照旧，照样要选队伍，照样会出现曾经出现的问题。

　　农民工进城务工，欠薪其实只是一个缩影，这里边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文化的差异，地位的差异，目标的差异等等。现如今讨薪很简单，连对账单都不用了，爬塔吊，跪市政府，这些远比正常程序管用。但是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至于恶果，也许才刚刚显现。 (据凤凰网)

编辑：秦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