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权力推责与信息壁垒的映象

　　漫画/王启峰

　　北京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母亲。但是，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建议他：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这个证明。先别说能不能顺利开出，光想到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4月8日《人民日报》）

　　舆论风暴后“奇葩”证明能消弭吗？

　　犹记得前年媒体上曾有一波“中国式办证难”，什么结婚证、身份证、营业执照、准生证……但凡是办个证，“磨破嘴，跑断腿”，简直有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势头。看看北京陈先生，“我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在旁人看来是啼笑皆非的笑话和冷幽默，但在有关部门那里，这是必经的办事流程，你尽可以嘲笑，但丝毫无碍这个流程的必不可少。尤其是看到陈先生终极解决方案是向旅行社交了60元，你是不是想说一句“呵呵”？

　　我们乐见人民日报向“奇葩”证明发难，想必那些奇葩证明要在这一波舆论风暴中倒下，正如人民日报所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这个结论，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而开出的“药方”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

　　是的。在这个“证明大国”里，虽然还没有人统计过到底存在多少证明，但找个“奇葩”证明并非难事，它曾经以及现在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限将至！

　　掰扯清楚哪些证明是多余的？

　　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我们不反对买房时核对婚姻状况，不反对出国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这些都有一定合理性，反对的是，单身证明、或者亲人的信息，不应该由老百姓个人来提供。因为，这不科学，我们完全有更便捷、可信的通道。那就是，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政府部门间信息的互联互通！

　　显然，这样做一可以消除老百姓的烦恼，二可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无误、可信。而打破壁垒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取消相关部门这部分审批权限的过程、简政放权的过程。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反对所有证明，反对的只是那些多余的证明，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些是多余的？判断是否多余的标准是什么？只有这个问题掰扯清楚了，才可以据此清理整顿。

　　标准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我们首先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应该说，在今天，各个官方机构掌握着各种各样详尽的公民信息，身高、血型、婚否、住址、文化程度……应有尽有，在网络时代里，这些数据的联网完全可以简化成一个技术性问题。从技术上讲，尽管有难度，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势在必行。

　　信息化建设与简政放权是一体两面

　　据公开报道，社会对数据需求日益强烈的背后，是政府掌握了超过9成信息资源，但大量分散在各个部门，彼此未打通，且多处于“沉睡”状态的现实。当各种数据躺在相关部门的档案柜里“睡大觉”时，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数据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信息“孤岛”时，各种证明时，只会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慌乱的境地。

　　某种意义上，各种“奇葩”证明，是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产物，是政府部门信息化滞后一个侧面印证。你无法想象，如果是在一个政务信息化程度很高的地方，还会有那么多公民来自证是否单身，自己母亲又是谁吗？

　　今天，谈论“大数据”已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知道，“大数据”已渗透到百姓生活、权力运行等诸多方面。但政府如何把掌握超过9成信息资源，引入到“大数据”里面，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认为症结“集中表现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措施，很多政府部门担心增加工作负担，甚至顾忌数据披露会暴露管理中的不足，因而主动性不强；相关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法律不健全，缺乏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地方政府和垂直系统各自为政，造成新的开放的数据孤岛”。

　　破解“奇葩”证明，一方面，当然是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信息化建设。二者不可或缺。某种意义上，信息化建设与简政放权是一体两面，没有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简政放权就是空话，而之所以敢于简政放权，就是信息化建设的同步上路。

编辑：王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