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为武赤子心 扭转时局铸奇功

　　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
　　12月12日凌晨6时，张学良就“兵谏”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使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徵、李仙洲各军。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西安事变发生，要求红军集中于肤施、甘泉，以便迂回至中央军主力后方郑州等地。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慎处理每一个关键细节。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性的，其行动、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明确表示拥护。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要求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然而，形势发展危急，大规模内战触发在即，东北军与中央军在华县已经交火。
　　12月17日下午2时，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为总负责人，博古负责党和群众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罗瑞卿、李克农协助。
　　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如何正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
　　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事变的意见。中共中央研究认为，蒋介石被扣问题是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通电中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并于当日发表通电：“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众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当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商。杨虎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担忧，他诚恳地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杨虎城顾全大局的言行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形成解决方针。当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局面而实现后一种可能，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关中，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中央军的进攻。
　　12月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
　　（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
　　（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蒋还说：有关红军的事，今后可和张学良商量，研究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还表示在他回南京后，请周去南京直接谈判。
　　事变发生后，西安许多民众，包括不少上层进步人士，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甚至连公审大会的日期都已择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的秘书吴家象后来深为感慨地说：“周先生实在令人佩服，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突然告诉杨虎城，自己决定当天陪蒋离开西安。杨当即表示反对，并认为蒋介石会扣留张学良。但张坚持己见，杨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周恩来和博古也认为蒋介石在走以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且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但尚未来得及告知，张已随蒋离去。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力挽狂澜的关键。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联合抗日的政治共识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编辑：秦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