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腐败如何破局？ 冯兴元：现有征地模式应终结

　　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学思想研究、地方财政（城市与农村财政）、地方金融、农村金融、村民自治、区域经济，比较制度研究。

　　设“村级权力清单”进行监督

　　华商报：城市拆迁中的职务犯罪近年呈高发态势，令人忧虑。在你看来，原因何在？

　　冯兴元：拆迁中的职务犯罪应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其实与土地财政有关系。按照现行土地政策，土地出让要经过“招拍挂”程序，产生“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诱惑是巨大的，拿来安置农民的拆迁资金主要来自这里，但是，拆迁款分配和使用比较灵活，特别容易引起腐败。

　　华商报：自强力反腐以来，人们逐渐熟悉了一个新词：“小官巨腐”。所以，治理所谓“小微权力”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有没有好的路径可以在拆迁中管好村官？

　　冯兴元：“小官巨腐”现象很多，但有的地方也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像浙江宁海县，搞了一个“村级权力清单”。由县纪委牵头组织，协调县级有关部门，发动乡镇党政部门和部分村庄干部反复讨论，形成一个权力清单，每一种权力怎么行使，每一种公共服务怎么提供，把所有村一级权力和公共服务规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形成多个流程图。对于基层村干部来说，单纯发布这么多章程、法规、政策，其实用处有限，但有了基于上述法规政策的流程图，不管村官对村务管理有没有经验，很快就能上手。

　　华商报：这实际上对干部是一个保护，对村民也是一个保护。

　　冯兴元：此外，还有一个村监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事前、事中、事后都能按照流程图来监督村干部。以前村监会定位比较低，但宁海县把村监会与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列。去年初，他们开始运作，4月份推行，10月份我和一些学者去做过调研，老百姓可以按照流程图办事或者监督村干部。

　　现有征地模式应终结

　　华商报：拆迁中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该如何破局？

　　冯兴元：现在国家已经提出，要使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我的理解是，平等参与就是要强调农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公平交换的方式获得农民的土地，返还农民应得的利益，也就是说，现有的征地模式要终结，以新型征地方式代之。

　　华商报：新型征地方式？

　　冯兴元：我们现有的方式是对农地所有者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和几年的青苗费进行补偿，虽然逐渐在提高补偿标准，但还不是以市场价对农地产权进行补偿，并且多数时候没有给土地出让者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很多地方的失地农民甚至需要补进超过其征地补偿金的资金才能买到新居、住进新居。

　　新型征地方式必须符合三大原则：一是符合事先确定的公共利益目标；二是正当程序；三是充分补偿。这里意味着政府不能以行政垄断定价方式以低于市场公平价格的方式征收农民的土地。而未来，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也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农民手里的集体土地可以有和国有土地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是我们必然面临和要解决好的问题。有纠纷时，法院应该发挥作用，而不是让行政部门发挥作用，法律法规也要保障根据公平的市场价给农民提供补偿。这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决策和补偿款的分配，可以结合通过强化村级权力清单的推行得到透明化和程序化。

　　应“善治”而非“管治”

　　华商报：在新型征地方式下，“小微权力”该如何转型或扮演什么样角色？

　　冯兴元：“善治”强调要从管治走向治理，其标准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和公正。“善治”意味着强调政府服务而非骚扰，强调服务政府、强调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回应度等等概念。于征地拆迁来说，地方政府除可以转让其手头的国有土地之外，应该终结其在土地市场上的主体角色。这时，政府主要是转让现有的国有土地，或者从其他经济主体买卖和转让土地过程中获得税收收入。而对于参与其间的基层官员，也应该从现在的管治链上脱离，不再是秉承上级的指示要求，而应该做好的是满足辖区公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真正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虽然现实离这方面还很远，但这一步必须要走。

编辑：秦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