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战死沙场也不愿截肢
凌晨4点,敢死队回到阵地。唐渊营长看到我们平安回来,十分高兴,但得知一名战友牺牲,却又哭了起来。随后,我们为牺牲战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哀悼仪式。
早上,天刚蒙蒙亮,日军便调集榴弹炮部队,展开疯狂报复。炮弹像下雨一样,向我军阵地倾泻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猛烈的攻势。我身边一个安徽籍连长,头部被炮弹击中,当即尸首异处。还有一个负责文书的战友,整只腿被炸飞了。
下午,我被榴弹炮炸开的弹片击中了左小腿。日军榴弹炮的弹片是含毒的,不久,伤口就发炎肿了起来。由于战事正紧,我自己进行了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抵抗。这场仗打了七天七夜,为顾全大局,我们拒不退兵,誓与阵地共存亡。最后,终于等来了援军,我们才奉命撤退。此时,原先800人的教导营只剩下100多人。
我由于腿部臃肿,发高烧,被送到后方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弹片有毒,如果不马上截肢,可能会毒气攻心,性命难保,并拿着手术单要我签字。我断然拒绝了,说截肢了就不能再上前线打仗,作为一名军人,能牺牲在战场是一种光荣。
后来,我被转送至上饶同盟军医院,恰好医院进口了一批盘尼西林。医生便给我做手术,取出了弹片,并注射盘尼西林控制炎症。虽然大的弹片取出来了,还有一些细微的弹片无法取出,便一直留在了体内。至今,每逢阴雨天,我的腿部仍隐隐作痛。这也算是我参加上高战役的一个特殊的“纪念”吧!
顾祝同为我戴上五枚军功章
因在上高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我被升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举行胜利大会,我被授予五枚军功章,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为我戴上。
之后,我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一年。毕业后,我到京沪卫戍司令部担任参谋主任。在这里,我的最高军职是京沪卫戍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随后,我又到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修班进修。毕业后,我到上海警察总局工作。
如今,抗战虽然过去70年了,但那段历史却让我刻骨铭心。
编辑:白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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