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领导权力观发生扭曲 导致塌方式腐败成必然
当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权力观发生了扭曲，把执掌的公权拿来做利益交换，对整个政治生态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上级脑子里面已经不去想说哪个干部给我送礼，他在想哪个干部没有给我送礼。在那么样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好跟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反倒是其他方面的工作业绩都搁到一边去了，先考虑有没有给我送钱，没有送钱就先搁到一边去，你都进不到被选拔的视野里面来。
政治生态一旦败坏，就会使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滑到跑官、买官的邪路上去。闫刚平，吕梁市离石区委原书记，也是这次被调查处理的干部之一。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各种因素都有，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
闫刚平说，他自认为想干事能干事，起初不愿意走跑官、买官的路子。然而2002年，吕梁市县长换届公开选拔，闫刚平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最后却没能当上县长。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也没有去什么活动活动啥的，在10个里面选6个，我后面的选上了，但是我没选上。
这次的选拔结果，对闫刚平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随后几年里的一些人事变动，让他的想法进一步发生改变。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一直是在给别人挪位子，我也感觉到了管用的是潜规则，不在于你工作怎么样。你得要注意做工作的同时，还要不能忘了把上头的关系理顺，要处理好和上面的关系。
闫刚平所说的管用的“潜规则”、所谓的“处理好和上面的关系”等等，实际上就是“拿钱开路”、“花钱买官”。而一旦接受了潜规则，一切就变得不可收拾。因为要“送钱”就得“找钱”，行贿必然导致索贿、受贿。闫刚平第一次送钱上门是在2006年。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也请关系好的帮我准备一点，我也去看看领导，逢年过节。
许多被调查处理的吕梁干部都提到了当时的污浊风气和环境，这些人既被它所影响，但同时自己又变成了这种风气和环境的一部分。刘广龙，多次以过年“看望”的名义，送给聂春玉总计上百万元，在聂春玉帮助下，由汾阳市代市长升任中阳县委书记。
刘广龙（山西省吕梁市政协原副主席）：和我过去比，确实这几年是放松了，而且放松得很厉害。心理上觉得当干部时间长了，当干部要比老百姓生活要好一点，以至于形成犯罪，自己也觉得很内疚，三十多年党龄，领导当了二十几年，最后走到这一步。
吴俊平，共分13次送给聂春玉总计上百万元，聂春玉帮助其由柳林县副县长升任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局长。
吴俊平（山西省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总的来讲还是一句话，自己把这个线没有划清楚，哪些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哪些是违规违纪了，一种社会上不正常的现象，多了，就看成是正常了，所以这是犯错误走到这一步最大的根源。
据调查，这些有买官行为的干部，也都收受了下属和企业的钱财。吕梁的从政环境，就这样进一步恶性循环。而聂春玉自己在卖官的同时，也热衷于向上跑官要官。每次到省会太原，他都忙于吃请送礼，经营关系。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说实在的，我是有从搞研究到当官的变化。作为主观上也就是思谋着，做了市长思谋着什么时候能做到书记，而且创造什么条件能够做到书记，做了书记思谋着怎么能够回到省里面当副省级干部，目的就是为了升官。
当政治生态整体恶化，发生塌方式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回顾整个过程，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主要领导无疑负有更大的责任。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他有权力，他能够发挥普通干部所难以发挥的作用，比如说首先自己行得正，如果有人想给你送钱，你不光坚决不收，甚至还严厉批评这些送钱的人，那一定会产生正面作用，让那些有歪心思的人他打住了，让那些正派的人坚定地正派。
政治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旦受到严重污染，治理起来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山西落马官员之多、塌方式腐败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想要扭转被污染的生态，就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刮骨疗毒。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过去这些年说实在的，山西确实存在反腐力度不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中央抓反腐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尽管把我抓住，但是我也感觉到就得这么做，不然的话不行。
针对山西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决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并对山西省委班子进行了改组性质的调整。新的山西省委明确提出了“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目标要求，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上任伊始，就把腐败重灾区吕梁作为调研的第一站，深入分析过去出现问题的原因。
王儒林（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吕梁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党不管党，党委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制度缺失，权力任性。第三个原因就是官德丧失。
纵观历史的长河，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迭，无不与“吏治”休戚相关。东汉末期、西晋时期吏治松弛，卖官鬻爵成风，王朝都很快覆亡；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著名的盛世，吏治都十分严格。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比如说唐太宗时期就非常注意官吏的官风，官吏的作风，官吏的廉洁这个方面抓得很紧。有许多罪，如果遇到国家赦免，那是可以赦免的，但是贪污腐败是绝不赦免。唐太宗说“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这个“得人”，也就是有一支跟你同心协力，有一个共同理想、共同目标的官员（队伍），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一点是牵涉到国家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自古以来，所有贤明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说的就是自上而下整饬吏治的重要性。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正朝廷以正百官就是要从上抓起，只有上正，下才可以正。激浊扬清，这是首要任务，什么是激浊扬清，就是要把腐朽的、浑浊的东西把它抛弃掉，要使清廉的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占据、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