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恶性案件背后隐藏着比凶杀更残酷的东西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发布的通报称，2月18日12时25分，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持面馆菜刀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一面馆门口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澎湃新闻采访发现，胡某患有精神二级残疾。据武汉警方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胡某当日到姚庆的面馆是想找活干，姚庆没同意。该案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该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否认了网上“面价引发血案”的说法（据2月20日澎湃新闻）。

　　说句实话，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评论这件令人不安的事件，仅仅是因为事发的时候，我在休周末，信息闭塞，压根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也让我躲过了第一波评论都漏掉的一个重要事实——犯罪嫌疑人有二级精神残疾。而枉顾这个事实的评论，如今看上去就像是把月食解读为天狗吃月亮一样荒唐。

　　传统媒体报道新闻慢半拍的弱点，似乎反而让我们赢得了让真相飞一会的时间。但扪心自问，这真的是因为传统媒体更具专业素养吗？还仅仅是因为占了时间差的便宜？武汉这件事发生之后，我的一位同事在朋友圈留言：“如果是五年前会有很多家媒体用至少万把千字追溯可能追溯到的来龙去脉（今天也会有吧，但相信已凤毛麟角）；如果是五十年前，杜鲁门·卡波特会用六年时间调查冷血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人性和现实的逻辑……看点相关报道就轻薄为文，这活干的真是太简单了。”这段话看得我有点冒汗。

　　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我们才意识到武汉这起恶性案件背后，隐藏着远比一次骇人听闻的凶杀要残酷得多的东西。一个在医学解释中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人，一个基本无法与人交往的人，就这样被丢在了社会上，然后遭遇了粗暴的对待……而这样一个易怒又具有攻击性的人，又为何会被抛掷到社会上呢？因为他贫困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医药费用，而他的暴力性也让家人难以接纳了。而除了自救，这家人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据报道，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其中10%的人有潜在肇事肇祸倾向，而只有2%的人能吃药治疗，住院治疗人数不超过10%，我国精神卫生的床位和医务人员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每万人口的精神科医生的数量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偏少的。中国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而武汉这起案件，只不过是巨大冰山露出来的一角，这让人感到无力。而更为无力的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似乎失去了探讨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的耐心。新媒体如此，而为了自救图存，传统媒体似乎也亦步亦趋，大家一起在冰山上空轻慢地掠过。

　　对于过去的一年，英国牛津词典给出的关键词是“后真相”。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导致后真相的原因有很多，信息过载让受众无所适从，网络社交部落化导致信息渠道变窄……但我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媒体的屏障和筛选机能正在丧失。著名作家李普曼曾经谈过新闻的意义：“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筛选与排列新闻是民主社会中真正神圣和具有宗教性的工作。……”而如今，神圣和宗教性正在让位给世俗和消费主义。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好处，就是大大降低了表达和传播的门槛，话语权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而对于传统媒介来说，支撑话语权的，是媒体的责任感和信息筛选能力。所以当读者绕开传统媒体拥抱新媒体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把关人”。读者只能选择相信那些被转载和点赞最多的信息，而筛选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某种算法或是商业推广费，甚至仅仅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而不是真相和意义。当然我们也清楚，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新闻伦理和责任感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全世界最著名的新闻人普利策，当年也干过为了报纸销量炮制西班牙打内战的假新闻。然而正如《好奇心日报》所评价的：新的媒体还正在长成过程当中。

　　在武汉这件事情上，“赶时间”的媒体再一次集体丢人现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被看做是新闻报道皇冠上的明珠的特稿写作变得比大熊猫还要稀有。这一最反映媒体匠人精神的报道方式，正因为性价比太低而被抛弃，一起被抛弃的当然还有真相和意义。这再次让我想起《新闻编辑室》里那段让人泪目的情节，当电视台老板要求导播唐劝说主播抢报女议员中枪死亡的新闻时，唐说：“医生才能宣布她死亡，新闻不能。”我想我们需要留住这份骄傲。本报评论员 牛角

编辑：靳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