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重回祖国非一时之心 还有机会开始新事业

杨振宁、姚期智近日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引发关注。杨振宁当初为何会加入美国国籍，如今又为何重回祖国成为中科院院士呢？在《杨振宁选集》中有详细叙述。让我们听听杨振宁自己怎么说。

一、加入美国籍对我来说不容易

1964年春，我成为美国公民。

从1945—1965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我大部分的成年时期都在美国度过。然而，决定加入美国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我想，对大多数国家来的移民大都有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就更不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没有永远移民到别的国家这种观念。实际上，永久离开中国并移民他国曾经被视为一种叛国的行为。

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在北京和上海任教，一直到1973年去世。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然而我知道，在他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到死不能原谅我放弃生育了我的国家。

1961年1月，我在电视里看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肯尼迪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念一首他的诗。弗罗斯特选了《彻底奉献》。当我听到以下诗句时，我的心被一下子打动了。他写得真美，也很有感染力。在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这件事上，它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拥有的，尚未拥有我们，

是不再拥有我们的拥有我们。

有种东西我们不愿献出曾使我们软弱，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愿为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土地而献出的正是我们自己，

于是从毫无保留的奉献中找得救赎。

二、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学发展上奋起急追

1971年春，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从1949年开始冻结的中美关系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当我得知美国国务院已下令解除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以后，我感觉到这是我回到中国——我出生的故土的机会来了，我又可以见到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和朋友。

我感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刚刚打开一个小缝的门会不会因为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而重新紧闭。于是我立即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签证，接着在1971年夏我在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到1972年夏第二次中国之行，我已经做出决定：作为一个华裔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为这两个与我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认为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奋起急追。

三、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父亲曾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1960年夏和1962年夏），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1973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世，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四、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剧，第七幕亦即最后一幕是：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我不但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最后的事业也将是我一生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节选自《杨振宁选集》，有删节

编辑：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