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毕博士韩磊。
换导师
韩磊是一名理科博士，至今延毕半年多。
他是江苏人，2013年硕士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在张江药谷大厦一家医药公司做小技术员。一个月五千块钱，租房子1100左右，住隔间，和另外三个人合租。工作了近一年，经济压力很大。韩磊对学术没有大的追求，当时决定读博只是想谋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想到后来毕业这么难。
他最初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导师的有关信息，第一印象很好。发了邮件申请，导师很快同意他报考。回想起来，他提到当时去参观实验室，私底下询问过一位实验室的师兄，师兄曾暗示他：前面有某某离组换导师了。
韩磊当时觉得只要自己踏踏实实跟着做实验，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就好了。没想到，两年后的自己也会面临换导师的相似处境。
2014年9月入学之后，韩磊基本都在上课，因为不要求去实验室，和导师没有交流。博一下学期，开始按照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实验，寻找一个蛋白的变构位点。这时候的韩磊觉得离毕业还长，时间充分，内心比较松懈。他每天会去实验室，但做实验的效率不高。
一年过去，课题没有什么进展，韩磊才开始着急起来，增加了实验的操作次数。导师每周会来工作两个半天，他就趁这个时间，抓紧找他讨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但往往聊不到两三分钟，就会被赶出去修改，再进去不到半分钟又会被赶出去。“我只需要把做出来的数据交给他，他喜欢一个人待着看，看完通常都不满意。”韩磊说。后来他就很少主动找导师了，害怕被怼。
2016年下半年，韩磊进入博三，临近毕业，成果依旧没有做出来，他向导师提出课题方向可能存在问题。但导师并不认同，觉得成果做不出是因为韩磊的手比较“毛”，质疑他的实验操作能力。
后来，导师给韩磊又换了新课题。虽然他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但还是听从导师的指令去做。新课题的进展依旧不顺利，导师不满意韩磊的表现，直接把课题给了别的同学。韩磊知道后，整整消极了一周，不想吃饭，只想躺着，去了实验室，也什么都不做。
一周过后，韩磊主动找到导师，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导师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新课题已经给了别人，他可以跟着一起做，但不是第一作者；二是自己找课题做，导师提供2000块科研经费，最后成果她不管。可是要达到毕业要求，韩磊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文章也必须让导师来挂名通讯作者（注：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即使韩磊的论文达到发表要求了，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仍需要导师的签字同意，导师对韩磊的态度决定着他是否能顺利毕业。
“毕业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关卡导师都可以拖，或者表示没达到要求。”韩磊说。
2018年9月，他申请了延期毕业。除了跟导师沟通不畅的原因，韩磊也很后悔自己的拖延和犹豫。之前课题做不出来他只会闷头做实验，重复N次，不愿意多看文献找其他方法解决。看到师兄半退学的状态，他此前有了换导师的想法，也一直拖着不敢说。
韩磊最后换了导师，现在的导师会主动给他提供一些课题思路和方向，愿意和他沟通交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没有导师指导，一路走来挺困难的，很难熬。”程明觉得遇到一个合适的导师需要运气，他少了一点运气，所以只能靠自己。
读博期间，程明很少跟导师沟通、见面，博一第一年可能见面频繁一些，后面一年才见一两次。“实验室一年开不了一次组会，我不主动找导师他也不会找我，发文章之前会发邮件给他汇报一下成果。”程明说。
程明的导师已多年不自己做研究了，除了负责行政工作之外，主要会拉一些有经费的项目来做。程明的导师拉来项目大多会“分包”给“小老板”（注：协助导师管理实验室的教师）和硕士去做，博士一般从项目中找选题做研究。很多导师无暇顾及的话，通常是底下的“小老板”来带学生，但程明实验室的“小老板”也是在忙自己的项目，花在研究上的时间不多。
程明认为，做研究要比做项目难度大很多，项目是纯工程性质的，都是用成熟技术做的，耗时间但可以赚钱；研究就是要创新，做不一样的东西进行发表。
读博刚开始，他按照导师给的船板项目做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慢慢深入，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导师是学院的副院长，精力主要放在了院系的行政工作上，而负责跟进项目的“小老板”后来离职，船厂很难继续为一个学生的研究提供实验的硬件支持，项目停滞。程明后期的研究工作量就变得很少，虽有理论，但难以实践创新，无法支撑起大论文的框架。导师和“小老板”在科研上都没有提供可靠的指导，以至于他到后来不得不换方向，走了不少弯路。
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博导认为，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最好与导师的专长有一定关联，以便于导师提出实质性参考意见。如学生对某一未知研究领域有长期关注和浓厚兴趣，导师在帮助其进一步把握方向后，应鼓励其创新研究。在他看来，导师与学生应成为亦师亦友的搭档，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应保持适当距离，绝不可把学生当成导师自己研究工作的工具使用。
补助停发
一般来说，主动延毕的博士都会在延毕之前，准备好延毕期间的生活费。
但博士延毕之后还有没有补助，仍是程明很关心的一点。程明出生于农村，父母六十多岁还在干活，父亲做建筑小工，母亲摘摘茶叶砍砍树，家庭不太富裕。虽然现在还没有条件照顾父母，但他希望读博期间至少能养活自己。
读博四年，程明平均每个月有五千元左右的补助，包括国家学校助奖学金加起来两千多元和导师助研经费发放三千元。
一般延毕之后，学校的补助虽然没有了，但导师还会照常发放助研经费。
程明所在学院对正常学习期限导师的培养经费有明确的数额规定，导师必须缴付然后由学院代为发放。但在延期阶段（普博生第五年起、直博士生第六年起），只提到可根据学生在科研过程中的能力和贡献确定助研津贴额度，由导师自行发放。
延毕之后的程明并没有收到导师的补助，同门的师兄师姐也没有收到。考虑到年纪比较大，也没有经济来源，他便发邮件跟导师申请了几次，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3月，导师提出想让他帮忙指导下硕士生，口头答应会发放补助。
每个月拿到手的补助，程明只会花一千多块，剩下的都会存起来。基本不外出，一天三顿都是食堂，每天会吃点水果喝杯牛奶，补充营养。衣服偶尔会买一件，网购居多。读博期间，他还会做一些兼职。2017年下半年开始做宿舍管理员，一周值班一天，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事情不多可以拿着电脑学习，每天120多元。2018年春节，程明没有回家，在学校值班赚了三千多块钱。2019年春节他本想继续留在学校，但父母希望他回家过年，就没有再继续做。
程明硕士阶段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余下了一些钱，加上博士阶段存的，延毕之后有一笔不小的积蓄。这笔积蓄暂时缓解了他延毕期间的经济压力，但只出不入，还是会有紧迫感。身边的同龄人都成家了，有房有车的，31岁的他也希望自己能早点赚钱养家。
同为理工类博士的韩磊，从博一开始平均每个月补助有3740元，其中包括国家研究生助学金1000元，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820元，以及导师发放的科研助教经费1920元。2017年改革后补助上涨了500元，可以拿到4240元。延毕之后只剩下导师发放的部分。根据201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于13000元。
韩磊延毕后的生活倒还凑活，之前存了一点钱，可以补贴这段时间的开销。但有一点，他过意不去，觉得亏欠爸妈。父母2016年给他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子，付了首付。结果因为他还没毕业，没有收入，就得接着帮他还贷款。“我都这么大了，还老在花他们的钱，挺不好意思的。”韩磊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相比理工类专业，社科类专业导师并不会为博士生固定发放补助。
从“催婚”到“催生”
韩磊一直没有谈过恋爱，32岁的他常常被“催婚”，很早就踏上了相亲之路。他从博二开始，陆续相亲过七八次。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亲戚同学邻居，都会主动帮忙介绍。韩磊也不排斥，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交友方式。为了和女生见面，上海、南京、杭州、滕州、济宁他都去过。他觉得如果喜欢，距离不是问题。
有些刚见一面就不聊了，也有一些聊得还不错的。韩磊曾遇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为了追她，他还特意跑了南京五六次，想着毕业之后也可以去南京工作，但最后女生没有答应。她告诉韩磊，身边有一个买了房子，工作稳定的人也在追求她，她想跟他谈。
感情上的不如意，时常会让他有挫败感，会质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他渴望爱情和家庭，但如今还没毕业，一切都定不了。
还处于延毕阶段的孙小天也觉得，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成家，目前最重要的是完成毕业论文。经家人介绍，他也相过亲。“女方已经在工作，我还在想怎么发C刊，两人聊不到一起，还是别耽误人家姑娘了”，后来刷朋友圈看到相过亲的女孩子结婚，他欣然点赞祝福。
“在我心中，结婚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现在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以后组建家庭服务。”程明的话虽这么说，但他从没谈过恋爱，也没相亲过。家里三个姐姐，都已结婚成家。程明心里也挺着急，他希望父母的期盼能够实现。
对于伴侣，他没有特别的要求。希望学历至少本科以上，学历太低的话，他会觉得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都会“不太适合”。
相比男博士，女博士延毕可能还面临着生育的压力。35岁的易云已经是一位10岁孩子的妈妈，她是越南人，2014年来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本该2018年6月毕业，但由于毕业论文遇到了困难，她申请了延毕。最初家人都比较反对她出国攻读博士，一是因为越南的工作比较稳定，博士学位并非必需。二是希望她能留在家人身边。易云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选择暂时离开家人的身边。读博的过程异常艰难，独自一人在外，语言的学习和论文的撰写都让她觉得力不从心。延毕之后，家人也不太理解。刚开始都会问：“怎么会延期啊”、“怎么这么难啊”、“要努力啊”。
父母还不断催她赶快回去，继续生孩子。但她自己会觉得有点可惜，毕竟读了这么多年，不想轻易放弃。
压力大的时候，她几度有过自杀的念头。一次，她站在五楼的窗口边，突然就觉得五楼还挺低的，脑袋有点发懵。还好她很快反应过来，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听到吓了一跳，无法相信平日开朗的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家里人慢慢理解她的心情，会鼓励她先好好完成论文，实在不行放弃也没关系。导师也会主动帮助解决论文上的难题，易云心态就轻松了许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努力过后，如果今年还要延毕可能就会放弃了，为了家人和孩子，她想尽早回越南。
扩招之后
博士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
当博士们被延毕折磨的同时，他们也在慢慢习惯这种趋势。“假如没有人延期，我延期了肯定是100个不愿意的；假如身边有20个博士，18个延期，到我的时候就觉得没什么了。”韩磊说。
程明所在的学院延期也很普遍，他觉得只要不是太突出，延期一年左右，对导师也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
“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2012年的时候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从年限上来看，三年博士最长八年毕不了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2019年两会上提到延毕博士问题时说道。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博士，在不适配的情况下，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同时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博导告诉澎湃新闻，博士生源质量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博导以多招学生为水平高、为莫名其妙的“荣耀”；二是考生以上博为“虚荣”的资本，而根本不懂“博士”在学术上意味着什么。
录取具备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具有合适动机的学生，是招生入学制度改革的重点，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李海生得出的结论之一。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近年来博士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使一部分不具备读博学术基础和学术能力的研究生进入到这个群体，加剧不合理延期状况。
上述论文基于对全国42所研究生院的2007级及以前各年级仍在学的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发现，78.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身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是影响毕业的主要因素。
同时，博士培养也十分关键。复旦大学2016届博士刘文，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他认为，博士生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尤其应提升过程管理的质量，同时导师、经费、心理等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也至关重要。
关于延毕，身处其中的博士也有诸多思考。孙小天的学弟陈夏曾延毕一年，在2018年毕业，延毕期间他和两个延毕室友创办了“盲人摸象”学术讨论会，在读博士都可以参加，结束之后大家会随便聊聊，舒缓压力，被称为“神仙会”环节。
一次“神仙会”上，聊起博士延毕，陈夏觉得博士三年制已经跟不上时代，他皱着眉头说，“最早开始设置三年学制时，我们专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创新空间比较大，但随着学科发展，创新越来越难，同时各学校博士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培养博士的学制应该顺应时代，进行改革。”
当时孙小天也在场，他认为，在学术用人单位日益看重期刊发表数量和质量的大环境下，完成一篇工作量巨大、周期漫长的毕业论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过于看重小论文的发表，而轻忽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这对于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好的兆头，短平快、易发表的研究会压制重要的长期研究。不过，即便不认同这种趋势，他也在认真准备着期刊论文，这对于将来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必须的，目前他已发表4篇期刊论文，第5篇正在筹划中。
孙小天记得六年前博士入学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正是三月中旬，太阳高照，有一种夏日的灼热，气温很高，甚至有女孩子已经穿起裙子走在校园的大道上了。而眼前这条梧桐大道，他一走就近六年，“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毕业论文，明年6月就毕业了”，孙小天淡淡地说。
说话时，他去年夏天开始蓄的胡子随下巴移动，修剪在约5公分的长度。他预备写完毕业论文后，将胡子一把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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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