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潭医院院长:全院感染21人 1天50多个卫生员辞职

　　最早也就是1月5、6号的时候，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跟我们提到了克立芝，他把文献给我们看，说在2003年SARS末期的时候，香港的袁国勇院士用这个药治疗了一部分SARS病人，通过和历史数据对比，可以看得这个药能够抑制SARS冠状病毒。

　　既然有证据，而且这两个病毒又比较靠近，我们为什么不用？而且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克立芝是抗艾滋药，我们医院是管艾滋病的，全省的艾滋病药全部在我们这。

　　当时想着一个病人按14天来算，大概是需要56颗药，一瓶药120粒，可以给两个病人吃。按照这个算法我们大概有1000人份的药。所以我们很快在临床展开了，鼓励一些科室主任，如果有重病人的话，赶快给这个药，说不定有用。

　　用了大概五、六天的时候，有个主任打电话给我，很兴奋，他说，“张院长，那个药好像真的有效！”我说怎么有效呢？他说他把吃了药的几个病人的片子拿起来对比了一下，好像确实肺的吸收要快一些，病人的病灶区全部在往吸收方面好转，这给了我一个很强的信念。

　　再往后，我们就严格按照临床试验开展了。2月2号，整个临床试验入组完成。现在来看，临床试验效果是好的，不能说是特效药，但是是有效药。 “我们既要在疫情这块要打胜仗，科研这块也要打胜仗。”这两块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曹彬教授作为第一批来的医疗专家，他为前期的病情诊断和病人救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每次看病人不仅仅是听汇报，他要穿上防护服到病人跟前去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看，看完了以后他会给一些医嘱，或者基本的判断，比如呼吸机该怎么调整等等。

　　有一次我跟他进病房，当时有个女病人，也就三十五六岁吧，情绪非常不稳定。她一直在ICU里面哭，吵着说我要回家。其实她当时已经缺氧很厉害了，用的高流量给氧装置，但还是在不停的哭闹。曹教授来了以后，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京来的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他是国家医疗队的专家，特意来看你。曹彬教授非常体贴地跟病人沟通，告诉她现在得安安心心在这治疗，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她、帮助她，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病要治好，病人逐渐也就安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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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卫生员和保安突然辞职了

　　前面说到元旦前我们开了一个连夜的跨年会议，我和我们院王先广书记是凌晨三点多会议结束后回到医院的，当时想在对面的酒店找个床睡一下，但是没床，王书记只好睡在躺椅上，我睡隔壁一个沙发，睡了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钟，我们就让院办通知所有职能部门以及科主任、护士长全部到岗。当时觉得也就是要取消一个元旦假期，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周末，并没有觉得全部假期要砍掉，后来是一个一个取消的。再往后一点，就没有考虑过春节休假了。

　　所有护士的正常休息也取消了，甚至下夜班的休息都不能保证他们了，这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到了极限，每个病区的人手根本就拉不开。我们一个病区也就是十五六个护士，而管理的病人是三四十个。穿防护服进去一干就是4个小时，4个小时换一下，再进去干4个小时，每天8个小时在里面。

　　大概是1月12号到15号之间，有一天突然走了50多个卫生员。他们看到病人来得那么多，医护人员防护这么紧密，很害怕。虽然我们对卫生员也是要求全部做三级防护，就像对自己的员工一样，因为他们污染了也会污染我们的同事嘛，但有些人还是很害怕。我们总共一百多个卫生员，走了一半。还有当时临时聘用的18个保安，有一天突然全部不来了。

　　唉呦，可把我们搞惨了！

　　我们所有的行政后勤干部职工都要上病房去，送餐。你不会看病人，但是送个餐食应该是可以的，是吧？卫生员走了以后，我们的行政人员也要进去。所以卫生员的工作基本就是护士还有行政人员在承担。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还是把这事情做下来了。这也是当时碰到很棘手的状况，你平时觉得一个卫生员怎么会是个事情？在这个状况下就是个事情。

　　本来ICU护士还是配得比较充足，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临床其他科室护士不够，只能削减ICU的队伍去满足其他的队伍。因为普通楼面的病房里面也有很多重症病人，普通病房的工作状况可能不比 ICU要好。所以当时那些护士在里面的工作时间非常长，做得很苦。

　　到了大年三十，解放军的医疗队、上海的医疗队进来以后接管了我们四个楼层，极大地缓解我们的压力。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有希望了。而且你会感觉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来解放军医疗队走了，福建的医疗队过来了，这也是特别能战斗的一支医疗队，他们管理的两个楼层收治病人和出院病人都非常多。他们在的两三个星期，收治病人是一百九十多，出院病人一百三十多。

　　当然从一开始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直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医疗机构抽人在这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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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号，我爱人也出现了症状

　　我爱人是1月14号前后开始有症状的。她以前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护士，后来在医保办公室工作。他们医保办在门诊大厅有个服务台，她要在那儿回答病人的一些问题。

　　14号的时候她就有点发烧，在家有点低热。那段时间我偶尔还能回家，大概是18号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十二点了。她给我准备了吃的，我就跟她说说工作上的事情，我说医院的病人很多都有气短、胸闷、喘气的症状。

　　她说，“我也有点喘气”，当时我实际上不太高兴，因为我每天工作忙得不得了，现在我说病人病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也喘气？你为什么先不跟我说？多多少少有点责备她吧。但心里又放心不下，我说明天一定去做一个CT扫描。结果第二天上午一扫CT，她的两个肺体就是很典型的改变。我说做完CT还不行，赶快再做个血常规，一查，很明显的淋巴细胞降低。

　　她19号上午做的这些检查，中午我就抽空回去一下，给她采个痰，同时给我自己也采一个，因为我还要工作，如果我感染了我也得隔离。采两份痰，两份肛拭子，送到医院来做检测，当天下午就得到结果：她的两个都是阳性，我两个都是阴性。没得说了，她得去住院，当时是住在四医院，她的工作单位。

　　我有压力，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她反而没有太大的压力，她说身边包括他们同事也有人在生病。

　　大概20号还是21号晚上，也是很晚了，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死亡，而且不知道那些重症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怎么就朝着那个方向走了，我就感到很恐惧，开着车，眼泪就夺眶而出，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亲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幸运的是，她很快就转归，大概一两周就康复了。出院回家也是她自己回的，我没时间去接她。

　　实际上我几乎就没怎么照顾她，住院期间我就去过一次，陪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聊会天，拉拉手，给她一些鼓励。

　　我一直觉得对她有愧疚，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没有照顾她。我们两个人感情比较好，她也说她对我有愧疚，在我工作最忙的时候没给我帮上忙。

　　后来，因为我可能在媒体上有一些影响，就跟她聊了一下血浆捐献的事。她说，正好他们有几个同学，包括一些同事也愿意参加血浆捐献。她是主动的，其实不应该说是我动员的。我说，“等我们采浆点准备好了，你就到我们这边来献浆算了。我在媒体上说过了，你也支持一下。”她说，“不是要支持你，我本身就应该做这件事。”我妻子还是蛮勇敢的。

　　一开始我的防护也做得不是特别好。幸运的是，可能我们院感控制做得比较好，办公区域一直都是清洁的，所以反而没出太多事情。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