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兴权是一个企业家，不差钱，也不图虚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迷恋，有人迷钱，有人迷名利，有人迷物，我迷恋家国情怀，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就想站出来做点事。”
抱着这种心态，安兴权在武汉封城之后，两次向武汉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元人民币。在接到批准后，2月25日他从北京自驾出发，26日抵达武汉，在武昌医院做志愿者工作。对于自己在武汉期间的工作，安兴权有些遗憾，因为他认为自己“来晚了”，武汉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武昌医院依旧是高风险地区，“我经常把口罩戴反了，总是被同事发现指出来。”
安兴权有一种“洁癖”，在他的概念里做志愿者就应该是纯粹的，不花服务单位的一分钱，不给服务单位造成任何负担。在抵达武昌医院后，安兴权领取了一些口罩、手套等必需工作物品，在疫情后期物资充沛的情况下，安兴权向武昌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捐赠了裤子、鞋。对于医院协助安排自己住宿的事情，安兴权谈起来语调里有几分惭愧，“医院为外地志愿者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是和医护人员一样的标准，我心里觉得很不安。这相当于我们做志愿者工作是有偿劳动，而不是纯粹的志愿服务。”在离开武汉之际，安兴权留给武昌医院15000元现金来抵付该费用。
因为没有医学背景，本来想上一线的安兴权在武昌医院的主要负责后勤，搬运物资之类。安兴权认为工作内容简单到不值得描述，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医院捐赠了一辆电动叉车，因为在搬运物资时候他发现如果有一辆叉车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当时湖北处于封城期间，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厂商可以向武汉发货，几经周折在武汉当地找到一家供应商，为了能把供应商接出来到库房提货，先是从医院开证明，又到所在小区开证明，才搞定。”
在正常状态简单易行的采购行为在疫情期间却费劲周折，这给安兴权留下深刻影响。“每一个大灾难来临之际伴随而来的都有短暂的混乱，有太多的负能量产生，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事，恰恰相反，需要更多正能量来对抗。”安兴权说自己到武汉是帮忙的，不是来发现问题抱怨，而是发现问题，尽最大力量解决问题。
在武汉期间让安兴权深为感动的是，武昌医院后勤部门一位职工的儿子是军人，因为探亲被滞留在武汉，天天跟着爸爸到医院来做志愿者。“什么活儿都做，哪里缺人上哪里，甚至因为人手短缺，还去开救护车，非常鼓舞人心，如果这样的人多一点就好了。”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