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通胀?人才流失?研究生突破1000万背后的人才考题

　　这几天，一个数字引人关注。截至2020年，作为国民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已累计为国家培养输送1000多万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研究生突破1000万，意味着我国研究生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我们就从“1000万”聊开去。

　　1000万，折射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从研究生招收规模看，1949年为242人，1978年为1.07万人，2020年突破110万人；从研究生在学人数看，1949年仅有629人，2020年预计突破300万。这两条增长曲线，见证了中国研究生教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不凡历程。可以说，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业待兴、人才急缺，如今蓬勃发展、人才济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的人才输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纵观嫦娥飞天、航母下水、蛟龙探海、北斗组网等大国工程，背后的科研生力军多数都是研究生教育孕育的人才硕果。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一项横跨1996—2016年的聚焦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的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依旧是未来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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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围绕“1000万”，有些声音不容忽视。其中，有“学历通胀说”，认为1000万的数量大，“研究生满地走”；有“人才流失说”，认为培养人才不意味着留住人才，不少研究生都出国了。这些观点或是不够全面，或是有失偏颇。“1000万”的确是大数字，但对14亿人来说，其所占比例并不大，提高国家整体的高等教育水平还需要继续努力。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留学生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足见祖国舞台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况且，人才有进有出，规律使然，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人才环流与国家战略、行业需求的契合度。理性认识“1000万”，就是理性看待我国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未来，既不必沾沾自喜，也无需妄自菲薄。

　　当然，推动研究生教育从有到优、从优到精，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充分正视。比如，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强化研究生的“研究性”；如何理顺研究生及其导师的关系，让研究生们从科研的“附属者”“打工仔”中解脱出来，在健康导学关系中成为有创造能力的研究者；如何纠正高学历意味着高收益的偏见，从培养的“入口”与“出口”上杜绝“学校滥发学位”“学生混等学位”的不良现象。解决这些“绊脚石”的问题，使其成为推动研究生教育提质的“垫脚石”，是实现立德树人、内涵发展的关键一步。

　　其实，看到研究生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有专家指出，“研究”是研究生教育最首要、最基本的成分。正如我国高等教育法所明确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而博士研究生教育则应当使学生“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无论如何变革，研究生教育都应积极回应科技发展、公共利益、国家战略的需要，永不放弃对保持高水平研究应负的责任。这是教育学者们的共识，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着力点。回归本质，遵循规律，从导学关系、教育方式、科研环境、培养机制等方面下功夫，让研究生教育真正以学术为志业、以研究为主业，才能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中国北斗迈入全球，有一群经过研究生教育淬炼的90后科研人员作出了不小贡献。踏上新征程的研究生教育，也要像北斗一样精准定位，切实践行“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双重使命，就一定能继续大有所为、大放异彩。

　　这正是：规模突破千万，自主培养点赞。破除发展羁绊，教育强国可盼。

编辑：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