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华尔街金融机构把184亿美元的政府拯救基金，当做年终分红分发给职员而怒气未消的同时，国内一家媒体也披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在证券业全面退守、千万股民深度被套的情况下，国内最大券商国泰君安去年的薪酬福利支出却比年初预算猛增了57%，“超额完成发钱任务”12亿元，人均薪酬高达100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这篇报道的新闻线索来源于记者获得的国泰君安总裁去年年底给所有员工发送的《工作总结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国泰君安证券2008年的薪酬及福利费用高达32亿元，远远超出公司年初预算数的20.41亿元。而目前国泰君安员工数大约在3200人左右，平均每个员工去年获得的总收入接近100万元。在2008年国内各家券商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国泰君安是如何取得如此骄人业绩来提高员工平均收入的呢？

这是国泰君安2008年主要业务预算完成情况的统计表，上面清楚地显示，国泰君安2008各项目实际收入情况较年初预算的完成率普遍不高，其中主要的项目都低于年初预算数，其中证券投资部2008年亏损1.44亿元，完成率为-9%。这样一来，国泰君安天价薪酬的合理性更加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更有媒体和网友对国泰君安逆势大幅提升“薪酬和福利待遇”的行为进行了深入讨论。(网友评论)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国泰君安很多普通员工表示去年并没有拿到100万元的收入，那么高达32亿元的薪酬及福利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对此，昨天国泰君安发布的“澄清说明”也没有给出回答。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普通员工拿不到那么多，背后可能就是都被公司高管拿走了。

如果国泰君安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管拿高额工资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国泰民安的第一、二、三大股东分别为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说，它是一家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有评论认为，如此“瓜分”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平均年增超过20%，金融企业的高管2007年薪酬增幅更是超过了200%。其中去年创下巨亏的中国平安[34.02 4.81%]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6200多万的税前收入曾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讨论。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和媒体公众的压力下，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主动降薪，比如东航在获得国资委巨额注资之后就宣布中高级管理层减薪10%至30%，但国泰君安事件的曝光还是表明仍有部分金融高管领着天价薪酬这一事实。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部门针对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央企要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同时还强调，如果企业要降薪，首先就应该降负责人的薪酬，然后才能开始考虑降职工的薪酬。

李荣融：紧日子首先从自己做起。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要降。

今年1月24日，财政部也下发通知，要求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规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通知中尤其强调，“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人们关心的是，在国泰君安的新闻曝光之后，该事件会有怎样的走向？还会有类似不合时宜的天价年薪的新闻出现吗？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新浪网做的调查，针对国泰君安的这个事件。

数据显示，国泰君安员工2008年人均薪酬过百万，怎么看这个薪酬，有将近9成的人说过高，我们再来看，奥巴马说，华尔街高分红可耻。那您怎么看中国金融业员工的高薪，也有将近9成的人认为这也是可耻的行为，也就是说，天下的高管的心态是一样的，天下的老百姓、纳税人的心态也都是差不多的，您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王锡锌：我觉得这普遍反映出民众在他们勒紧裤腰带的时候，面对高管获取高薪一种强烈心理上的抵制，他们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比较切合当时现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听听一位财经评论员叶檀她是怎么看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叶檀。

叶檀(财经评论员)：

你好。

主持人：叶檀，我今天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说，国泰君安它是制度性分红，而不是依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而盈利分红，您为什么这么讲？

叶檀：其实是很清楚的，现在从这个券商来看的话，我们从国泰君安拿高薪，其实其他很多券商也是拿了高薪的，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我们以国泰君安为例的话，它基本上去年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它有两块主要的收成，一块是来自他2008年上半年他做法人股，包括公司化法人股得到的一大笔的厚礼，大概要接近40亿元，是主要的一个来源。对于各个券商来说，大概占大比重的是一个佣金的收入，那我们来分析这两块它的收入的话，其实法人股低价高抛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那么佣金过高也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这两块红利都说明了它享有政策的优惠，而不能证明券商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

主持人：这说明不说明他们的道德问题呢？

叶檀：现在很难说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券商高管高薪的话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的，因为不仅有一些国资委或者是央行银监会有关方面的制约，而且它还受到上市公司的制约，它还有一些窗口指导的原则，就像国泰君安一样，它这次具体的部分有可能不是它实发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也说明它的薪酬比较高。因为你既然给了我制度性的红利，那我就索取这部分制度性的高薪。

主持人：说到这儿，叶檀我想问一下，如果它不用来自己分红的话，这笔钱，这个制度性的红利，它可以用做什么？

叶檀：可以为将来企业的发展壮大所用，作为它的自有资金。还有一块的话，政府可以来收取一定的税收，也就是说，政府有税收的形式来平衡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贫富的状况。

主持人：叶檀，请你用你的分析给我们解释一下，国泰君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叶檀：国泰君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有两块，我觉得国泰君安是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说在国有控股的这些企业里面，大家都不能忽视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一，它的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它从行政那儿得到的优惠，这两块是无法分清楚的，所以我们对于国企高管，它领取的高薪，到底是他经营能力强，还是因为他拥有行政权力，我们无法分清，这是一块必须要分清的。

第二，我们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它都有垄断的地位，就比如拿券商来说，在券商经过改制之后，它这些创新类的券商，它都有一份它的垄断的经营利润，这部分垄断的经营利润是不是因为它的竞争能力强，是通过市场竞争所得的，又是一块，所以这两块不分清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这部分高薪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它的盈利所得，它的正常经营能力的所得。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叶檀，刚才叶檀给我们讲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市场和行政要分开，一个是竞争和垄断要分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国泰君安它这个第一二三大股东都是谁，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是中央汇金公司，第三大是深圳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换句话说，这是一家国有性质证券公司，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股东没有对他们的薪酬进行管理。

王锡锌：股东对薪酬应该是要有一个制衡的，我们讲高薪其实通常意义上，高薪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如何来定这个企业高管的薪水，首先是要有一个相应的独立的机构来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说了，国企这一块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在高管的薪水界定过程中，它的话语权应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很可能更多是一个体制性缺失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从奥巴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王锡锌：奥巴马的”限薪令”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这是道德和企业家的责任，另外一个在它的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细节化的可操作的，比如说信息公开，全社会的监督，对我们国家来说，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我比较同意叶檀刚才分析中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讲的高薪是否合理，是需要看你所获得的高薪和你的经营绩效有没有关系，那么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很难去分清楚我的企业盈利、我的绩效到底是我的经营管理有方，还是因为体制给了我这样的利益，既然你不能分清的话，那么许多高薪你就很难界定是否合理，就很难不让公众去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