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无论在西藏还是在缅甸做考古 总能感到有两根文化交流的线在牵着

　　“无论在西藏还是在缅甸做考古，总能感觉到有古今两根文化交流的线在牵着。这种感觉，也许只有考古人感受最深切。”近日，正在西藏做考古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部主任席琳在接受记者远程采访时说。

　　去西藏考古她已坚持十多年 摸爬滚打是常态

　　从1984年开始，陕西支援西藏文物考古的工作就一直没有间断。陕西考古人员的足迹遍及整个西藏高原，算起来如今已40年了。2008年，正读博士的席琳在西藏考古专家、导师张建林老师的安排下，跟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老师进藏参加工作，从此便与西藏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席琳博士毕业，入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此后从2012年至今，她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工作，短则一个多月，长则四个多月。后来省考古院有了国外项目，每年除了陕西、西藏，她还有一段时间要在国外工作。

　　西藏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由于高海拔导致高寒缺氧、高紫外线，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内地人如果不是身体特别好，到西藏甚至连呼吸都困难。她一个普通女子如何克服了这些困难？

　　对此，席琳说：“我觉得高原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过去人们有误解，应该是夸大了。实际上内地人到西藏后高原反应非常严重呆不下去的属极端情况，概率很小。有的人啥事都没有，有的人轻微不适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严重一点的多休息两天、吸点氧也不要紧。”过去可能西藏的交通、医疗等软硬件条件不是很好，加重了这种印象。如今，西藏的道路交通、基础建设、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甚至商业消费等各方面都很好，每年从内地到西藏旅游的人很多，另外在西藏工作、援助、做生意的内地人也并不少。“其实即便在早年，从内地到西藏参加考古工作的人，陕西文物考古系统就有好几位。”

　　至于考古工作方面的男女差异，她说现在学考古的女生特别多，有些女生挺能干，不比男生差。“在西藏做考古发掘和在陕西比，遗址特点不一样。在内地以土遗址为主，在西藏以石构遗址为主，从清理的用力程度来说，要比在陕西做发掘更费劲一些。”

　　工作中的席琳是什么样子？记者注意到，在同事的笔下，她是“活泼俏丽会做饭，淡定体贴有爱心，闲时出口如相声，埋头工作是专家”，还有“摸爬滚打是工作常态”。在昌都市察雅县香堆寺做工作时，她住在乡政府大院招待所，曾被大院里的狗咬伤过，去卫生院，没有疫苗也没有破伤风针。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做度日坚岩画考古调查时，她躺在野外一块带岩画的大石下也能睡着。

　　在阿里曲龙遗址 揭开“象雄文明”神秘面纱

　　陕西考古人员近年来在西藏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阿里地区和拉萨市。西藏自治区面积120.223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二大省级行政区。拉萨在西藏的中部，阿里在西藏的最西边，相距1400多公里。阿里主要是游牧文化传统，而拉萨河谷则主要是农业。

　　席琳介绍，在阿里的工作属于援藏考古，在拉萨温江多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定位为陕藏联合考古。

　　“2019-2020年，国家正在准备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遗。境内这一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口支援普兰，我们在普兰县做了两年调查工作。后来又根据国家政策需要，到边境上的札达县和日土县做了一些工作。在阿里的考古工作，最主要的是曲龙遗址。”

　　曲龙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达巴乡，是象泉河上游地区一个重要的人类聚居地点。遗址黄白相间的土林地貌，远望似一只展翅的大鹏鸟。

　　由于西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晚，目前中国考古学家把公元七世纪以前称为西藏史前时代。公元前3世纪前后，高原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分别是象雄、吐蕃和苏毗，其中象雄的形成年代最早。象雄文化对后来的吐蕃以至整个藏族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随着吐蕃在西藏高原的崛起，公元8世纪时象雄被彻底征服。

　　2015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曲龙村遗址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代窑洞、建筑、墓葬、石构遗迹、岩画、佛寺、佛塔、石窟等遗存，梳理出自公元前一千纪到17世纪象泉河上游流域人群的生产、生活面貌，科学实证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揭开“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拉萨温江多遗址 感受无字碑的隔空“相惜”

　　西藏向东经青海和甘肃连着陕西西安，向北是新疆，向南是南亚。

　　席琳说，从文化传播路径来看，新疆处于丝绸之路主干道上，西藏虽然不在丝路主干道上，但它其实是丝路主干道向南亚方向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汉晋时期有很多文化交流是从新疆丝绸之路干道上下来的，包括南亚的一些文化也通过它上来。所以整个西藏不仅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亚、西亚、南亚的文化因素。而历史上起自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的“唐蕃古道”，是一条著名的交通大道，也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

　　“在西藏做考古，觉得它跟唐代都城长安城的联系很密切。吐蕃当时虽然是地方政权，但其势力、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吐蕃与中原的交流，根据文献记载最密切的是唐代，二百多年里，既有友好的使者往来，亦有矛盾冲突甚至战争。陕西考古人员选择做吐蕃时期的遗址，可以跟唐代做一些比较，了解其在古代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的价值。目前，我们在拉萨正在开展的温江多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这个遗址的核心年代就是吐蕃时期，虽然后来宋元明清一直都有活动，但宋代以后基本就是宗教活动场所了。”

　　温江多遗址位于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拉萨河下游左岸。据相关文献和碑文记载可知，公元700至712年，吐蕃太后墀玛类曾在此摄政和会盟；公元787年，此地作为“宫殿”发出赞普赤松德赞的文诰；赞普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在这里修建了辉煌的寺院。因此温江多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

　　2021到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对遗址核心区开展了首次科学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周边建筑基址、佛塔、墓葬、修行洞等进行了初步踏查。

　　遗址核心区地表中部为吾香拉康，四角为四座佛塔，西部为龟趺碑座。发掘范围内清理出了吾香拉康周边土石建筑基础、西南塔和东北塔基础、西部龟趺基址等地下遗迹。考古出土的大量砖瓦建筑材料的使用表明唐蕃物质文化交流十分密切，砖瓦形制均为典型汉地特征。

　　而温江多遗址无字碑身与唐乾陵、定陵无字碑异曲同工；龟趺基座、上下收分碑身、庑殿顶碑帽的组合造型则与唐蕃会盟碑、赤德松赞墓碑等相同，均为受唐代庑殿顶石碑影响而出现的吐蕃高等级石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8世纪初主政期间常驻于温江多宫的吐蕃太后墀玛类，与这一时期主政中原的武则天，形成了无独有偶的历史巧合。双方共同促成了唐与吐蕃间一段稳定而友好的交往期。如墀玛类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年）第二次为墀都松向唐请婚，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遣使到长安祭奠武则天，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为赤德祖赞向唐中宗请婚并得金城公主入蕃等。温江多遗址吐蕃无字碑的出现，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神道无字碑之间，或许存在着某些历史联系。”

　　在缅甸蒲甘他冰瑜寺考古 发现在中国国内烧制的瓷器

　　席琳介绍，西藏、新疆的考古工作虽然也揭示了沟通“一带一路”的作用和意义，但“一带一路联合考古”一般指的是在境外的考古工作。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参与的“一带一路联合考古”项目主要在缅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她参与了在缅甸的项目。

　　“这是商务部的援外项目，工作地点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蒲甘是公元11-13世纪缅甸蒲甘王朝的都城所在，拥有数千座这一时期的佛塔。这些佛塔风格各异，精美绝伦，蒲甘因此被称为‘万塔之城’，201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蒲甘古城东南角有他冰瑜寺，是蒲甘王朝时期最大的佛学院。2016年缅甸发生大地震，包括他冰瑜塔在内的蒲甘佛塔受损严重。为帮助缅甸修复这些佛塔，中缅两国签署了政府间协议，通过调勘，选定他冰瑜寺进行包括本体加固、考古勘探、壁画保护、展示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修复工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选派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修复工程的考古工作队，赴缅甸开展他冰瑜寺遗址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工作。工作团队通过发掘确认了他冰瑜寺北院墙和院墙西北转角的位置，确定了他冰瑜寺始建时期的地面标高。研究发现，蒲甘王朝早期建筑材料中的筒瓦、板瓦与中国的瓦风格类似。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掘出土的一批元至明晚期产自云南、江浙一带的青瓷、青花瓷片等，为揭示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融提供了实证。”

　　宋代之前，唐王朝与缅甸的骠国就存在密切交往。唐贞元十七年（801年），由已归附大唐的南诏王异牟寻引荐，古缅甸的骠国国王雍羌派王子舒难陀率乐队和舞姬赴长安献乐，唐德宗授舒难陀以太仆卿之号，白居易为此作了《骠国乐》。诗中写到：“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宋代以后，缅甸和中国的联系更为密切。1004年，蒲甘王国曾遣使到中国向北宋朝贡。如今缅甸的博物馆里还有宋朝的铜钱，在缅甸还有一块汉字和缅甸文字对照的石碑。

　　发掘的是古代交流交往遗迹，工作过程是现代文化交流

　　席琳说：“做‘一带一路’考古，发掘古代遗迹，寻找文化交流交往的证据，勾勒丝绸之路海路或陆路的面貌，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我同时也觉得，我们这些人走出去，跟当地同行一起工作一块交流，请当地老百姓在考古现场协助我们一起工作，跟当地的宗教人士接触沟通，这些事的意义也很大，不比考古本身的意义小。”

　　“蒲甘考古局的考古学者有的到中国南京等城市深造过，我说那一定要去西安。我一提西安，就感觉他们也很感兴趣，觉得他们对和中国相关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跟当地老百姓的接触交流，比如工作中聊一些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会问我平常的生活。包括我们带中国的一些东西过去，他们也把自己的一些东西送给我们。这种交流，有实物的，有精神的，涉及民俗、生活等全方位，我觉得其实也特别重要。”

　　“你出去了，你尊重对方，对方也尊重你。然后我们就能了解到对方对我们有哪些认识，咱们自己又对对方了解多少。他们想了解他们感兴趣的，我们想了解我们感兴趣的，那就一起聊。互相之间从生活、工作到学术，都增进了了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丝路文化交流在当代的延续。”

　　“出去开展考古工作的意义不只是在学术上。考古发掘的是古代的交流交往遗迹，工作过程则是实实在在的当代文化交流，两个层面同等重要。一个是历史上的，我们来找一些实证；一个是现实层面的，作为考古人同时也带着文化交流的使命。”

　　“所以做工作固然重要，尊重、理解、交流也同样重要。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特色，相互尊重、互相交流是最重要的，这是文化交流的基础。这也是我感触最深的。”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照片由席琳研究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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