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书《中华大词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 作者称“讹误多 不严谨”

　　被称为“一部系统介绍词谱知识的大型专科工具书”的《中华大词谱》经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务印书馆）编校，在去年出版。可创作此书的郑言武老人的喜悦还没过多久，便难掩“失望”——这部自1977年动笔、花了近7年时间编撰的大型词谱，居然讹误百出，不仅错别字多、词人年代不准确，连原稿中的跋也被舍去、后记被换掉，以至于这位85岁的老人不得不叹息：“本以为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谁想到竟也会如此不严谨……”

　　辞书写了近7年时间

　　出版社编辑又用了6年

　　郑言武是西安市长安区人，1965年自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并坚持创作诗作，相继担任过陕西诗词学会秘书长及《长安诗汇》主编，并有《声律启蒙详注》《中华韵典》及多篇学术论文出版，1998年退休。

　　“《中华大词谱》的初稿从1977年就开始动笔了，后来从2011年到2017年，写了近7年时间；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编辑，从2019年到2024年出版，又用了6年。”郑言武说，一个陕师大老同学说其学生博士毕业后在商务印书馆当总编，他想着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且自己对书稿很自信，决定在该出版社出版。

　　然而，出版过程一波三折。郑言武说，按照双方的合同，出版时间超期，自己曾去函询问；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社曾请了一位专家看稿，其称词作应按宋、元时期来收，明、清和小说里的词不该录入，还说原稿体例乱，应按“仄”声收作，不应有“入”声。对此，郑言武说：“我认为不对，中华大词谱不应只是宋、元的词谱，事实上明、清的佳作也很丰富，小说里面也有很好的词，不应打入另册，而且，若不用“入”声，像《满江红》这样的作品塞在“仄”声里，就不好找”。

　　12月27日下午，记者在郑言武位于西安市文艺路的书房里，看到了他捧出的、已磨出毛边的六大本打印稿，及去年出版的《中华大词谱》。他介绍，原稿320万字，收录词调1300余个，“每一首词作，都进行了认真考证，书稿出版后却没有资料索引，太不应该了”。

　　作者称“讹误太多了”

　　一首《选冠子》8处讹误

　　《中华大词谱》被很多售书平台称为“一部系统介绍词谱知识的大型专科工具书”，在出版、上架后，曾以“收录广泛、体例严谨、检阅方便”被宣传为“广大诗词爱好者和词学研究者的案头常备参考书”。郑言武在细细看过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讹误太多了……”

　　去年至今，郑言武在一个笔记本上面，记了数页从《中华大词谱》中找出的体例、词人朝代以及词作内容上的错误及讹误，他举例说，“第402页的《迷仙引》作者是关詠，但书中误写成无名氏；275页的清代作者毛先舒，被注为唐；888页的《江梅引》，作者李献能是金代人，但书中注为宋；而主要活动在五代时期的孙光宪，却被标为宋代。”

　　此外，内容缺字、排版分段错误、词例颠倒以及错、别字等也被郑言武从书中勾画出来。而最令他不解的是，在639页宋代张景修的一首《选冠子》中，竟存在8处讹误。

　　记者通过与郑言武原稿及诸多辞书对照，发现这首词中的“拖”应为“挼”，“影”应作“映”；“梦草萦心”应为“蔓草萦心”；“步摇金缕”应为“柳摇金缕”；“绿阴成幔”应为“绿阴垂暖”等。郑言武称，从这些讹误可见，出版社应主要参考了康熙时的《钦敬词谱》，而该词谱因编纂粗率，面世后曾长期遭学界诟病。因此，他希望收回出版权，以期随后让书稿有更好的归宿。

　　商务印书馆编辑：

　　原书稿存在许多错误

　　已经做到了“三审三校”

　　就《中华大词谱》存在的“讹误”，记者与此书的编辑、商务印书馆的谢先生通了电话，他表示由于原书稿中有大量内容需要核实，且存在许多错误，出版社还请了专家，并为此书“改了好多”，花费了好多时间，已经做到了“三审三校”；就《选冠子》一词的问题及郑言武指出的《钦敬词谱》的疑问，他称会去看一下；至于郑言武提出收回出版权一事，他表示可找出版社谈。

　　事实上，早在2023年6月，商务印书馆就“出书时间比合同既定的时间晚了些”书面回复郑言武，称书稿要达到出版的基本要求，需要花费些人力物力，对书稿进行加工，“接到书稿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请专家审读，并积极编辑加工、校对”。

　　辞书、古籍出版

　　为啥“硬伤”多

　　近年来省内外出版的部分辞书、古籍，多有“硬伤”。这些由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古籍和辞书频繁出现编校错误，令人们不禁对这些辞书古籍的编辑生态感到担忧。

　　对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淑珍指出，词典、辞书与其他书籍不一样，作为国人学习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工具书，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教育公平、文化普及，因此修订语言需要给予一定时间让语言积淀下来。现在不少辞书、古籍中出现低级错误，无论对文字还是语言都是一种伤害，出版主管部门应予以研究，对市场进行规范。

　　尽管这些现象直指社会风气和学术监管问题，但业内人士认为，其之所以不够严谨、粗制滥造，除了缺乏责任心，主要源于审校流程虚设，“三审三校”制度流于形式。而该问题根源则在于部分出版社重市场、轻质量，压缩成本，甚至赶出版周期，从而造成打磨环节缩水，令书籍出版质量下降。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潘津 文/图

编辑：张佳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