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文物中的“唐马精神”

　　农历马年即将到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形象“骐骐”“骥骥”“驰驰”“骋骋”，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马的经典形象，堪称从西周至唐代的骏马形象简史，其中不少马文物出自陕西。

　　“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盠驹尊，现藏国家博物馆；“骥骥”的设计灵感源自汉代天马，身姿参考了国宝级文物铜奔马和唐三彩马；“驰驰”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唐代三花马，这是唐代文物和史料中所见良马的最高规格，最著名代表文物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石刻。

　　而唐代人更是爱马懂马，马文化几乎渗透到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出自陕西的唐代马文物，最重要的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又共同代表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多位专业人士，梳理了包括国博在内多家博物馆的马文物，在丙辰马年到来前为大家献上一份陕西马文物文化大餐。

　　昭陵六骏：大唐对战马的最高礼敬

▲西安碑林博物馆昭陵六骏专题展展厅

▲什伐赤

▲青骓

▲特勤骠

▲飒露紫（复制品）

▲拳毛騧（复制品）

▲白蹄乌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有被列为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的“昭陵六骏”石刻。可以说，每匹马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块石屏都记录着一个传奇。特级讲解员白雪松介绍，昭陵六骏上过教材、上过邮票、上过很多纪录片、上过央视《国家宝藏》，在很多书里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它们更有名的马文物很少。

　　《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年李世民下了一道旨意：“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申帷盖之义。”意思是，我少年从军征讨天下，打了那么多场仗，所乘战马陪着我冲锋陷阵，救过我的命，我很想念他们，要求最好的工匠按照它们的真实样貌刊刻出来，放在我昭陵北边司马门祭坛附近，来彰显它们的忠勇义气。

　　李世民征讨天下以来骑过的战马不计其数，他挑选出来的六匹马相当于对大唐开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六场战役骑的马。他给每匹马都起有名字——什伐赤、青骓、特勤骠、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而且在正史里都能找到这些马对应的战役。

　　昭陵六骏浮雕的创作团队是天团级别的。首先主创组织者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负责画像样稿的人叫阎立本，初唐最好的画家，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步辇图》就是他画的；主持刊刻的阎立本的哥哥阎立德，是当时的将作大匠，督造过的作品比如大明宫、昭陵、献陵、翠微宫、玉华宫，都是国家级工程。李世民还为每匹爱马写了一首赞词，每首16个字。这些赞词据说是由初唐最好的书法家、中国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亲笔书写。

　　李世民为什么爱马？第一，他重情义；第二，这些马救过他的命，跟着他一起并肩作战。比如白蹄乌，是六骏里面第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出场的。唐朝建国是在618年，据正史记载也是在这一年，李世民骑着白蹄乌出征，征讨割据军阀薛仁杲。当时李世民骑着白蹄乌昼夜兼程奔赴二百余里，连续跟敌人接仗几十场，最后战胜了对手。所以李世民给白蹄乌写的赞词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特勤骠和拳毛騧，李世民骑着它们分别征讨的是宋金刚和刘黑闼。其他三匹马什伐赤、青骓、飒露紫，李世民骑着它们打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虎牢关之战，平定的对象是窦建德、王世充两大集团。

　　虎牢关之战时，李世民依然身先士卒去探查敌情，却突然面临千钧一发的危机：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长堤，骑马跨过去不可能，绕过去得很长时间。雪上加霜的是，飒露紫前胸中箭，他摔落马背，随从也被冲散了。就在此时，忠心的鲜卑族将军丘行恭赶过来，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然后一起突出重围。让人感动的是，飒露紫的雕刻并没有聚焦李世民有多么英勇，反而凝固在已经脱离危险后丘行恭左手扶着马、右手去拔箭的那一瞬间。拔了这箭，马可能就要不行了。可以看到丘行恭的脸上是一种不舍，马的眼中是一种留恋。马的两条前腿还能站直，后腿因为失血过多很虚弱，好像已经要往后坐下去了，这是马和人的一种情感链接。

　　白雪松认为，昭陵六骏的气质概括起来就是一马当先、坚韧不舍、马不停蹄，最终马到成功。昭陵六骏不仅代表了唐朝人的精神风貌，甚至也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六骏中至少四骏属突厥马系优良品种，名字源自突厥语，采用三花马鬃、束尾的唐代战马规制，是唐初吸纳北方草原马种与命名体系的直接体现，印证了大唐对多元文明的主动接纳。

　　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碑林的“昭陵六骏”石刻中有两匹马为复制品。1914年国势衰弱，飒露紫和拳毛騧流失海外，距今100多年了还没有回来。相信终有一天，它们会跟其他四骏重聚，毕竟老马识途。

　　三彩腾空马：西域少年的长安之旅

　　在西安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这便是“三彩腾空马”。讲解员李乾鑫介绍，在西安博物院收藏的十多万件藏品中，它可以算得上是最为难得的一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件明星藏品。它不仅是西安博物院门口雕塑的设计原型，也是在马年即将来临之际串联性最大的一件藏品。

▲三彩腾空马（西安博物院）

　　四蹄腾空的骏马上，有一个身着蓝衣、暴露着肌肉的少年。他高鼻深目、神情自信，身着以波斯进口钴料烧制的蓝釉长袍，马鞍挂着疑似丝路贸易的囊袋，他有可能是丝绸之路商队中的年轻成员。其还原的场面，或许是商队中的一位年轻随从骑在马背上非常开心地看着远处，想到异域给父母带一件自己特别心仪的礼品；或许是总听父辈们讲长安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现在他亲身来到了这里，非常兴奋开心，正满怀好奇地看着远处。他骑的这匹骏马四蹄飞奔，脖颈处有向下流淌的迹象，可以合理推测这有可能是一匹汗血宝马，因为飞奔得太快，流淌下来鲜红的汗液。

　　当年在制作时，工匠跳出了传统制作思维。传统的马都是四蹄直立于地面的，像这样飞奔的造型，第一是思维上的跳跃，第二是制作工艺上的突破。它在烧制的时候，在底部可能需要加固某种支撑物来进行旋烧。而且烧好以后，这种造型其实也是最不容易保存的。它出自1966年在西安西郊制药厂施工过程中发现的一座唐墓，出土时四条腿都是有断裂的。经过文保专家精心修复，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四蹄腾空这样独特的造型。

　　唐三彩属釉陶器，烧制时需经历两大步骤：第一次是高温素烧，烧完以后是白色的；上一层彩釉之后要入窑再烧一遍，釉里头有铅，它的颜色会向下流淌而呈现变幻多彩的色泽。这匹三彩马尖头、肥臀，流线型的身体，四蹄奔腾，是唐三彩中造型最为特别的一件藏品。看到它，仿佛孟郊的那首诗立马有了画面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西域少年、四蹄腾空的草原骏马、中原三彩工艺与进口釉料，这些元素完美融合，定格了丝路上人员、商品、技术的高频交流。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千秋节上舞马的高光时刻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三展厅，展陈有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它也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三国、南北朝时代已有舞马。到了唐代，“舞马”风靡一时。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展板文字介绍，舞马是唐代宫廷的御用娱乐马匹。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皇帝生日“千秋节”都会举行盛大宴会，并以舞马助兴。其时，上百匹形体矫健、装饰华丽的舞马伴随着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领头之马还会衔起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

　　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壶形模仿契丹皮囊壶，采用中原银质捶揲与模压工艺，结合玄宗生日“千秋节”舞马祝寿的宫廷礼制，呈现出草原器型+中原精工+皇家礼仪的三层融合。它见证了大唐对少数民族器物的吸纳，以及将外来元素转化为国家庆典文化的包容底气。

▲白陶诞马（陕西历史博物馆）

　　如果觉得银壶上的舞马还不够立体，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三展厅，还可以看到两件更直观的陶舞马。一件名为“白陶诞马”，1972出土于礼泉县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墓主张士贵是唐太宗时的一员战将。这匹白陶马勾首束尾，右前蹄抬起，身体重心落在左前腿和两条后腿上，鬃毛呈波浪状披在颈部左侧，张嘴作舞蹈状。

▲彩绘贴金白陶舞马（陕西历史博物馆）

　　另一件是“彩绘贴金白陶舞马”，1985年出土于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唐代张合臣墓。这件彩绘陶舞马昂着首，头小颈细，两耳竖起，鬃毛分披前额两侧，佩有鞍、带等马具。其右前蹄抬起，后腿稍屈。通体粉白色，红鬃。鞍边沿涂金，障泥以红、黑、绿三色绘花草图案，生动地表现了唐初时的舞马形象。

　　马球图：大唐男女老少都喜欢打马球

　　在唐代，打马球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

▲马球图（陕西考古博物馆）

▲马球图局部

▲马球图局部

　　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展陈有壁画《马球图》，该壁画2004年出土于富平县北吕村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位于墓葬前甬道西壁，描绘了击打马球的精彩瞬间。骑者视线皆聚焦于下方马球，挥杆击球，动感十足。在国家博物馆在介绍唐代打马球运动的区域，背景展板上就用了这幅壁画的照片，题为《胡人打马球图》陕西李邕墓壁画。

　　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馆的《马球图》，描绘的是唐代一场激烈的马球竞技场景，场面更大，参与的人和马数量更多，清晰可数的马匹就有十多匹。所有参与打马球的马匹都四蹄飞奔，参与的人员则极有可能是唐代的贵族、官员或宫廷侍卫，他们头戴幞头，身穿窄袖长袍，足蹬黑靴，手持偃月形球杖，动作矫健，展现了高超的骑术与球技。这幅壁画画幅巨大，高225厘米，通长277.5厘米，1971年揭取于乾县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年代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

▲国家博物馆介绍打马球的展柜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安唐墓出土）

　　唐代不仅男人打马球，女子也打马球。在国家博物馆，就展陈有1958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共5件，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巳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说明牌文字介绍，马球是盛行于唐五代宫廷、军中和民间的一种全民体育活动。打马球一般分做两队，人数不拘，设裁判。球门依参赛人数多寡设一或二个，一般是一块木板，中心挖一圆洞，后接网盛球。比赛以破门次数多者为胜，胜者获奖。赛中有音乐助兴、击鼓助威。球大小如拳，由轻韧木剖空制成。鞠杖也是木质，长数尺，杖头似弯月，有些类似今天的冰球杆。球场的大小不等，但要平坦，以便跑马驰骋，讲究的球场甚至还洒上油，使之更加光滑。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含光殿“毬场”石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国博的同一展柜还有1956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含光殿“毬场”石志，其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说明牌文字介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马球运动首先在宫廷中盛行，后渐波及民间。据记载，唐代宫城中多处设有“毬场”或“毬场亭”，这块石志证明了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此外，唐代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族亦多于私宅内辟有球场。京城内马球运动曾风靡一时，再以后又由京城传入各镇，并在军队中流行。唐代很多皇帝也喜好打马球。百姓虽然没有条件筑球场、穿特制球衣，但他们在街头里巷也到处可以打球为乐。正像这套打球俑表现的，妇女也参与打球，唐诗中就有“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

　　三花马：唐马装饰的最高等级

　　在唐代绘画和雕塑中，常见“三花马”。

　　“三花”是指马鬃经精心修剪后形成三缕堞垛（即城墙上像齿状的矮墙）状的鬃毛。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比如唐太宗陵前的“昭陵六骏”，马鬃都被修饰成了“三花”的样子。

▲三彩三花马（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陕历博，展陈有1972年出土于乾县懿德太子墓的“三彩三花马”。它高72厘米、长88厘米，造型呈现头小、臀圆、腿长的良马特征。马鬃经修剪形成“三花”，额头装饰圆形当卢。在这件三彩三花马的身后还有一件三彩马，虽然颜色相近，但体型小，并非“三花”，显示出唐马装饰等级的差异。

　　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陶。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铅釉助溶剂的流动，多种颜色交流融合，呈现出浓淡层次，错综复杂，绚丽多彩，以黄、绿、蓝三种颜色为主，俗称“唐三彩”，是唐代制陶业的一项杰出成就。它的出现和发展与唐代厚葬风气有直接关系，多用于陪葬，少部分用于建筑和生活陈设。

▲三彩釉陶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在国博，也藏有陕西出土的三彩三花马，不过其在展线上的名字为“三彩釉陶马”。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年代为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马头向左侧视，通身白色，鬃上剪三花，马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鞍袱，胸前和鞍后均络绿色革带。说明牌文字介绍：“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这种做法应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目前唐墓出土的马俑有一花、二花和三花马。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被网友戏称为“古代郭德纲”

▲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陕历博，还有让人看了之后印象深刻的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这组文物出土于渭南市富平县节憨太子墓。因牵马俑的长相被网友戏称为“古代郭德纲”、“郭德纲陕西分纲”，成为陕历博的“网红”展品。

　　墓主李重俊为唐中宗李显第三子，景龙元年（707年）发动景龙政变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在攻玄武门时失败，逃终南山下被部下所杀。710年，睿宗复位后追复其太子位，谥节愍，陪葬定陵。节愍太子墓出土的三彩牵马俑与三彩马，为1995年发掘的盛唐组合明器。

　　三彩牵马俑高鼻深目为胡人形象，其身姿挺拔，微前倾，双手作执缰状，神态恭敬专注。着翻领窄袖胡服，束带，足蹬长靴，衣纹简练，细节贴合丝路商旅形象。袍身多红褐或黄釉，翻领施绿釉，头、颈、小臂露胎不施釉，与衣袍釉色形成对比。人马组合直观呈现唐代对良马的重视、胡汉交融的社会风貌，以及太子级别的出行礼制。

　　据陕历博展板文字介绍，唐代农牧业十分发达，特别是养马业最为兴盛。马在唐代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边塞沙场、生产劳动、游乐出行、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突厥、龟兹、于阗、大食等国进贡的宝马，唐朝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精心养驯。到公元7世纪中叶，高宗麟德年间仅官方养马就达70余万匹，这是古代国家养马的最高数字。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女性抛头露面扬鞭策马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

　　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72年出土于陕西礼泉张士贵墓的“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时代为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说明牌文字介绍，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篱。”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之制渐息。”在唐早期，女子出行大都要头戴羃篱（mì lí），用于遮蔽面部及全身，兼具防尘、防风沙和满足礼制约束的功能。到了高宗永徽之后，开始戴帏帽。武则天时期，羃篱逐渐消失，帏帽流行起来。而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女士又流行戴胡帽，面容不再被遮盖，甚至有的将头发也露出，并着男装，走出家门。

　　女俑戴帷帽、穿窄袖袍（胡风装束）骑马出行的形象，打破了传统性别束缚。胡服便于骑射的实用优势被唐人吸收，女性抛头露面、扬鞭策马的生活场景，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唐马：昂扬向上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隋唐史专家于赓哲教授说，马渗透到了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唐人是爱马懂马的。“如果要提炼的话，我认为唐马精神其实就是昂扬向上的尚武精神，唐代是一个尚武精神相当旺盛的时代。当然这里说的尚武不是迷恋武力，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崇尚力量、自信外向的精神。大唐是马上得天下，和平时代马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男性，女性也一样。我们看《虢国夫人游春图》，还有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女子打马球俑等等，这些都证明：在唐代无论什么性别、年龄，人们都热衷于马文化。马跟四平八稳的车不一样，它本身就代表着个性的突出，代表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唐代的开放包容，从马的种类也能看得出来。唐朝有本地马，也有外来马，引进的马种多达数十种，比如大宛马、康国马、突厥马、回鹘马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各民族之间关系交流广泛、物种交流频繁。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胸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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