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手烟 校园里一场微妙的“拉锯”

入学第一天，尚萌萌看到学校里很多人叼着烟。

第二天一早，他打开宿舍门，看到对面墙角蹲着一个人在吸烟，走廊、楼道地上有烟头。他很惊讶，没料到校园里吸烟会如此普遍——在学校里乘电梯，有人吸烟；在厕所，“一年四季”有烟味；甚至在洗澡的地方，也有人点上烟。

这是北京一所艺术类院校，尚萌萌在这里读研三年，针对校园二手烟问题向相关部门投诉超过百次。他闻到二手烟会有生理上的反应：身体难受、呼吸困难、头晕、腹泻。晚上睡觉，他有时也会被飘进宿舍的烟雾熏醒。他多次尝试与吸烟者沟通，但很难起到效果。

今年5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吸烟率为7.3%，有所下降，但二手烟暴露问题仍较严重。其中，宿舍楼暴露率达31.5%，教学楼和操场暴露率也较高。

在高校，二手烟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学生进入高校，从被管理和被照料的角色过渡到独立社会人的角色，获得了更多自由。但自由相互碰撞时，边界也在重新建立。

大三学生杨泽禹正谨慎地维持着和吸烟室友的关系，他也会因为烟味感到头晕和烦躁。杨泽禹在高中被诊断出慢性鼻炎，吸气不畅，烟的味道让他原本受阻的呼吸更加困难。

他向室友提出不要在自己面前吸烟，同时，他接受对方在厕所、阳台留下的“三手烟”，没有告诉对方。

高校二手烟，不止是一个关于健康的议题，也关乎对公共空间文明的共识。而当共识尚在形成之中，校内也缺少严格的控烟制度、或执行不严时，人和人、人和组织之间直接的冲突产生了。

当室友吸烟

和吸烟同学的沟通持续了半年，“一直没有用”，尚萌萌说。

他曾试着躲避。吸烟的同学“三五成群”，在宿舍门口聊天，形成“二手烟的烟幕”，他会绕着走，或者捏着鼻子快速地跑过去。要洗漱、上厕所，他会一层楼一层楼试探，找个烟味淡一点的厕所。在宿舍睡觉时，烟味从门缝飘进来，他就躲到阳台上透气，但有时正好有人开窗抽烟，他感觉“腹背受敌”，又跑到楼下操场，去没人的地方躲一会儿。

他用“跟腊肉一样”形容自己在校园里的处境。

尚萌萌学校宿舍楼道，贴有禁止吸烟的标识。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不是所有时候都能躲过去。尚萌萌记得，有一次他去找老师请教开题报告，在沟通中，一名学生来办公室找另一位老师。这名学生掏出烟，给那位老师也发了一根，抽了起来。他这次的反应很强烈——头痛，整张脸通红，脑袋不清醒。但他怕自己中途离开，对辅导老师不尊重。

他忍着头痛听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仍觉神志不清。于是他去办公室外吹了一两个小时的冷风，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回到自己所在的校区后，又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吹了几个小时的风。晚上回宿舍，他吃了布洛芬等药物，睡前头痛终于减轻了一些，但后来嗓子还是疼了几天。

杨泽禹也试着沟通、躲避过。进入湖南这所高校读大一时，他向吸烟的室友提出自己不喜欢烟味，对方会去阳台吸。但杨泽禹说，室友仍习惯把烟头攒在阳台上一个小快递盒里，阳台上不仅有烟味，也有很多烟灰。

到大二，杨泽禹换了寝室，一名新室友也爱吸烟。很长一段时间，他频繁向这名室友提别吸烟这件事，即使提出也让他觉得为难——闻到烟味就说、看到有抽烟的动向就劝、看到有关吸烟有害的视频就转发到寝室群。另外两个室友也会附和。

杨泽禹说，吸烟的室友后来也会避开他，在室内点上烟，再去阳台吸，吸完很快回寝室。这个学期期末，室友在阳台边抽烟边复习。不过，“阳台上的衣服比较遭殃”，杨泽禹可以闻到衣服上的“三手烟”味道。“三手烟”是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的烟草烟雾残留物，同样有害却更加隐蔽。

这名室友去年过生日时，杨泽禹看到他收到的礼物包括一排烟，有不同的品类。他们寝室另一名室友准备的生日礼物，则是一个香烟形状的巨大玩偶，上面写着“no smoking（不要吸烟）”。

杨泽禹记得，有段时间这名室友也会吸果味电子烟，“工业香精的味道”。对方直接在室内吸电子烟，他和其他室友表示强烈反对，对方后来吸得少了。

除了在吸烟这件事上的分歧，杨泽禹和对方的关系还算融洽。想到要做三年的室友，又有比赛要一起参加，杨泽禹觉得，“除了说说也没办法了，只能算是各退一步，我们没办法享受完全无烟的环境，他没办法吸得舒畅”。

杨泽禹宿舍楼里有人抽完烟向外扔烟头，点燃过楼下平台上的杂物。

当一个公共场合出现二手烟，回避与承受是不吸烟者常见的做法。上海一所高校的学生在所在学校的校园自媒体上公开了一次校内调研，问卷调查显示，面对二手烟，53.33%的学生选择“忍下来”，18.67%的学生会“告诉身边同学一起反映”，13.33%的学生愿意“拍照或记清信息，反馈给宿管或学校”，仅有6.67%的学生会“主动上前提醒对方不要吸烟”。

陕西一所高校一名21岁的学生告诉记者，遇到吸烟的同学，他一般会躲着走，偶尔“忍无可忍”，会吼一句“别在这抽”，或者在同学抽烟时开玩笑地说句，“这个抽不死你”，但对方通常不会掐掉。

在浙江一所民办大专任辅导员的张强处理过学生之间因吸烟引发的矛盾。一个男生不吸烟，其他室友都吸烟，“这个同学有点和其他人融入不进去”。不吸烟的男生想更换寝室，却发现找到合适的无烟寝室并不容易。

最开始，张强劝说该男生的室友去阳台吸烟，但效果不大，该男生还是反映二手烟问题严重。后来，张强协调该男生换到吸烟室友少一点的寝室，晚上11点，他仍接到该男生的语音、视频电话，表达对二手烟无法忍受。第二天，张强在辅导员办公室见到该男生，男生的家长也来要求换寝。

最后，张强为该男生找到一个没人抽烟的寝室，室友都是另一个专业的。张强说，他所在的学校里，有的女生也有这种困扰，但换寝室的机会更少。

在高校，因为吸烟问题造成的极端冲突也曾见于报端。据红星新闻报道，2024年开学不久，江西赣州某技术学院新生赖某因多名室友吸烟、通宵打游戏，向辅导员提出换寝，但未获同意。多次沟通无果后，赖某自杀。后来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学校对学生在宿舍吸烟、赖某要求更换宿舍等处理存在不当，与赖某自杀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30%的责任。

禁烟“游击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郑频频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团队正在四个城市做调研，发现高校二手烟暴露问题比较严重。

今年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青春无烟 未来无限”。中国疾控中心在当天披露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吸烟率为7.3%，较2021年的7.8%有所下降，但宿舍楼暴露率仍高达31.5%。

郑频频觉得，围绕高校控烟问题，最大的难点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无烟政策”——这是他们调研时大部分学生的回答。“这有可能是学校有政策但宣传、实施得不够，也有可能是学校真的没有。”

实际上，对于高校控烟，相关部门发过相关文件。早在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和原卫生部办公厅出台了《无烟学校参考标准》（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其中提出的参考标准包括：建立学校控烟制度，包含建立控烟领导小组、设兼职控烟监督员；营造无烟环境，校园重点区域有醒目禁烟标识，吸烟区应在室外且通风、偏僻；加强控烟监督检查，全体师生员工均有对违规行为进行劝阻的义务。

不过，上述标准仅是参考性文件，并没有强制性。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在高等学校内吸烟，所有高等学校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室外露天区域设置少量吸烟区，吸烟区的设置也应远离师生集中场地和必经通道，并要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和“吸烟有害健康”等提醒标识。

控烟政策落实到具体管理，常会演变成一场管控与规避的博弈。

据张强观察，在教学区范围内，他所在的大专起初要求吸烟者去规定的吸烟区抽烟，即户外一个类似小亭子的地方。后来因为学校里吸烟的学生太多，于是学校退了一步，允许在所有户外场所吸烟。但在冬天，学生不会照做，张强去厕所时能看到蹲坑周围都是烟灰，地上散落烟头。

张强从宿管阿姨那里了解到，宿舍楼室外也设置了吸烟区，但寝室里几乎没人到室外去吸。他去查寝，发现有些宿舍烟味很重，有的宿舍里放着攒了很多烟头的塑料瓶，有男生直接躺在床上吸烟。

张强说，作为辅导员，自己没有权限去处罚在宿舍吸烟的学生。最开始，吸烟的学生看到他会把烟头灭了，或猛吸两口再掐灭。后来，学生还会问“老师你要不要来一根”。

如果学生在教学楼违规吸烟，张强更多是找他们谈话，但他发现学生们只是和他“打游击战”。

有一次在教学楼，张强看到一个女生在楼梯转角处的窗户旁吸烟，往窗外弹烟灰。张强当面制止她，让她去吸烟区，她把烟灭了。没多久，等张强再次看到那个女生，发现她还在原地吸烟。

吸烟行为的流动性让监督更加困难。张强有次找学生处理班级事务，对方一行四人从厕所出来，身上有烟味，张强问他们是不是去抽烟了，对方却否认，他觉得无奈。

尚萌萌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段时间，他看到一个同学每天去图书馆厕所同一个位置抽烟。一天，他找到机会把这名同学堵在厕所，叫来了管理员。他记得对方过了半个小时才出来，说不是他抽的。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校园二手烟暴露与校园禁烟政策的执行力度、教师在校吸烟行为密切相关，校园二手烟暴露更多取决于学校层面的管理执行情况。

尚萌萌觉得，学校相关部门不一定能把控烟规定严格执行到底。例如，学校规定如果学生在图书馆里吸烟，在90个开馆日内禁止入馆。有一次，他在图书馆看到有人抽电子烟，便带着管理员现场找到吸烟者，管理员当即停掉了吸烟者的卡。但等他约一小时后回去，发现这名吸烟者还在图书馆。

尚萌萌学校对图书馆内禁烟的规定。

在张强的学校，督查人员可以对吸烟的同学发出预警或给予处分，这会影响到班级考核。张强觉得学生们怕督查，但“治标不治本”。

有一次，张强看到，当督查记下第一个吸烟学生的名字时，其他吸烟的学生都跑掉了。被记下的学生，就是张强之前在楼梯转角看到的女生。张强问她是几个人在抽烟，她表现出“满不在乎”神情，只是说“我运气不好”。

劝阻与冲突

大量吸入二手烟后，尚萌萌出现了头痛、脸部红肿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他问医生，这是否是对尼古丁过敏？医生告诉他，过敏是将本身无害的成分吸入后产生反应，而尼古丁有害，二手烟会产生刺激，只是他的症状和过敏很像。

尚萌萌在医院的诊断。

那次在老师办公室长时间吸入二手烟后，尚萌萌下单买了防毒面具和防护服。

此后，他会随身带着防毒面具，如果附近有人正在吸烟，味道浓烈，他就会佩戴。防护服则用以应对洗完澡回宿舍那段路程，“如果运气不佳，遇到很多吸烟的人，衣服、头发、皮肤都会沾上烟味，那澡就白洗了”。

为了避免被曲解，他还发了一条声明置顶在朋友圈，说明穿戴防护服和面具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呼吸道，没有别的引申意义。尚萌萌说，因为是在艺术类院校，当他如此装扮时，经过的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还会有人评价“很酷”。

对他来说，是“实在没办法”了。尚萌萌说，他的宿舍门口有暖气片，冬天常有人在这里吸烟、吐烟、扔烟头。他和那些同学沟通，有的很配合，不在那抽了；也有的反而劝他要融入社会，适应规则，“不然以后上班怎么办”；还有人和他说就算自己不在那边抽，也会有别人来抽。

在上海一所本科就读的留学生于莺对二手烟有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于莺说，在公共场所不吸烟，是文明社会中人该有的基本素质。民法典有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让人被迫吸二手烟就是一种霸凌”。

刚进学校时，她曾想过“忍一忍”二手烟，时间久了，她开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点什么。

而现实的落差让人挫败。于莺提到，在她常去的教学楼，门口墙上贴了禁止吸烟的标识，也有禁烟的不锈钢立牌，但有时成了吸烟者的背景板。有一次她问教学楼的管理人员能不能去劝一下，对方说“他在看得到天的地方，我不能管他”。

于莺常去的教学楼门口有“禁止吸烟”立牌。

她不得不自己充当劝阻者的角色，但得到的回应常常令她沮丧。有人反问她，“那你为什么不走呢？”有次，她劝一个同学，对方表示“辅导员说了可以在这抽的”。她去找对方的辅导员求证，辅导员生气地回复“我什么时候说过可以在这抽烟的？”

她也会调整自己的“话术”，以确保劝阻的效果。例如，拿猫当挡箭牌。她和吸烟的同学说，“帅哥，不好意思打扰你啦，这个地方是禁烟区，是猫猫们生活的地方。它们如果长期闻这种二手烟，可能会对它们的身体有危害。”随即，她会给对方指旁边一处空地，“走过去五六十米，那个地方没什么人，也没有猫”。

那次劝阻后，对方离开了原地，但于莺并不觉得值得开心，因为需要一遍遍解释基本的原则。

她想起小时候，自己就是在二手烟的环境下生活的。母亲是一个“视烟如命”的人，尤其有一段时间家里困难，母亲在打官司，认为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全家人从劝母亲戒烟，渐渐变得沉默。

母亲喜欢在家里的洗衣房里抽烟，衣服从洗衣机里“香喷喷的”拿出来，晾干再穿到身上，却全是烟味。最让她感到无力的是母亲的态度，“再怎么跟她好好说，妈妈你能不能去打开窗户呀，或者你去阳台上，你出门去抽”，母亲都会“以家长的身份”打压她，“这（是）我房子”。

因此，即使劝阻升级为冲突、甚至遭到辱骂，也没有成为于莺停止劝阻吸烟的理由。

她说起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她所在的校园有一条河，一次，有个留学生边过桥边抽烟，过完桥甩手把烟蒂扔进了河里。在对方折返后，于莺上前说，“你好，可不可以麻烦你以后不要直接把烟扔进河里？”

于莺记得，对方上下打量她一番，问她是老师还是学生。于莺笑嘻嘻地说，“哎呀我看起来像是老师吗？”对方回，“Who the *** are you？”于莺震惊地说，“我让你不要直接把烟扔河里头，这有什么问题吗？”

于莺说，当时对方掏出手机录像，“怼”到自己脸前，边说“What’s up with this girl? She's full of bullshit.（这女孩怎么回事？她满嘴屁话。）”

当天，她去教务处找老师，老师联系了那位同学，后来告诉她对方删掉了视频，建议她下次如果要制止不文明行为，要讲究技巧避免冲突。

教学楼门口，于莺看到有人吸烟。

120次投诉

劝阻无效时，于莺开始投诉。她向学校多个部门先后发邮件反映过校园控烟问题，后勤部门回复她，会多派人去巡查。

她还曾给12345打电话。后来，教务处的老师找到她，称正在考虑设置吸烟点。再后来，学院里管理学生纪律的一名老师也找到她，解释说国际学生比较难管，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学校没有进行罚款等处罚的权力。

于莺学校学生工作部给她的回邮。

改变也在发生，去年10月，学校在国际学生的群里发布了严禁在室内及禁烟区域吸烟的通知，并明确了哪些地方是禁烟区域；在室外，要求在有禁烟标识处禁烟，并特别标出了于莺反映的国际学生教学楼门口。

但没多久于莺发现，有禁烟标识的室外区域还是有人吸烟，也几乎没有人去教学楼前专门巡查。

同样决定投诉的尚萌萌遭到了骚扰。

在购买防护服和防毒面具之前，尚萌萌曾向学校保卫处反映，在和吸烟同学沟通无效后，有同学在自己宿舍门口故意吐烟、扔烟头，属于骚扰和霸凌。辅导员曾带他去见负责处分的学工部老师，根据他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手册》规定，“被查实在公寓内吸烟的学生受警告处分，屡教不改和侮辱劝阻者的，给予记过处分”。然而尚萌萌说，在他宿舍门口扔烟头的同学后来没有受到处罚。

当尚萌萌再去找保卫处，希望可以制止相关同学的行为时，保卫处让他用手机录下他人抽烟的证据。但矛盾进一步激化——对方在他上厕所时也对他录像。

2025年，尚萌萌开始向消防和卫健部门投诉。他提供有人抽烟的视频等证据，卫健部门会来学校调取监控比对，去校园里的室内区域检查，如果发现学生吸烟，会发罚款50元的罚单。同时期，他也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就诊记录与遭遇。

尚萌萌估算，他向卫健部门的投诉总共有120次。他发现，学校教师吸烟往往不会受到处罚。时间久了，他逐渐意识到，学校控烟不严的原因可能包括有几十年烟龄的教授，当他从教师办公室路过，经常可以闻到浓厚的烟味。

尚萌萌还发现，学校里有将二手烟合理化的观点。有老师曾和他说，搞创作的，人人烟不离手，大家拍东西都要抽烟。如果是在剧组，抽烟的人更多。对方甚至建议尚萌萌租房子住，可以少闻宿舍楼的烟味。

在尚萌萌观察中，他开始向相关部门投诉之后，情况有过改善，学校发布了一份控烟管理办法，向学生发出倡议。记者在尚萌萌所在学校的学生工作公众号上看到，同时期学校组织了控烟宣传活动。尚萌萌说，那之后，一些原本在宿舍阳台抽烟的人，会先跑到寝室楼外抽烟，抽完再上来。

但因为向相关部门投诉，他付出了代价。尚萌萌说，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曾与他产生肢体冲突；他去宿舍前台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有人看到他，故意用夸张的语气对他说“抽根小烟”；也有人追着他骂，或者拿手机对他拍照；他曾被辅导员多次约谈；他打算申请读博，导师婉拒为他写国内的申博推荐信，因为就算换了学校，也会碰到吸烟的人。

他记得，有一次他和一名学生一起乘电梯，对方拿出烟在他面前比划几下，但在他的注视下没有点着。等他走出电梯，往楼下台阶走时，对方把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追在他身后，“然后对着我喷了很大很大的一口”。

吸烟者

长期反对二手烟，尚萌萌对烟有了新的思考。

“吸烟文化”在社会中由来已久，尚萌萌和吸烟的同学对此交流过。那个拍摄他上厕所的同学后来加了他的微信，两人聊起来，这名同学说起自己生长在兰州，那里公交车上都有人吸烟。

杨泽禹也问过室友为什么开始吸烟，室友回答，一是“不得不”，在一些场合要顺着长辈的意愿；还有就是“出于传统”，在成长环境中，抽烟是常见的。

在校园里，有时吸烟又被认为是一种先锋、叛逆的表达。尚萌萌刚搬进学校宿舍时就注意到，有一处禁烟标识的烟头图案上，被真烟头烫出了一个深深的黑色的洞。

张强感觉，烟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娱乐或融入集体的工具。他观察到，同学下了课会相互约着一块抽，还会讨论哪个品类的烟抽起来口味比较好，大家抽的烟不仅是市面上普遍的品类，也包括一些年轻化的、不同口感的烟。

对于大学生开始吸烟的主要原因，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研究做过分析，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解压、好奇和社交。其中，女生因解压而吸烟的比例高于男生，因社交原因吸烟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从年级分布看，一年级大学生因好奇尝试吸烟的比例最高，四年级大学生因解压吸烟的比例最高。此外，大学生吸烟率随年龄增长明显上升。

2020年的一篇硕士论文也提到，吸烟被学生当成一种解压方式。在这篇名为《动机式访谈法介入大学生控烟问题的循证研究》的论文中，作者对1425名大一学生展开问卷调查，65%的学生吸烟的初始动机为“心情郁闷，感觉压力大”。

杨泽禹记得，自己的一个室友开始大量吸烟是在大一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感情上的问题”。

大学生王霏霏烟龄五年了。她说，自己“因为压力加上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戒烟”。

实际上，少有人留意到，提供戒烟帮助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核心控烟策略之一。WHO指出，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与海洛因和可卡因同等程度的成瘾性药物，大多数烟草使用者对尼古丁有依赖性，在了解烟草危害后想戒烟，但很少有人能获得帮助和支持来克服烟瘾。

吸烟者表达了另一种委屈。王霏霏理解有同学厌恶烟味，所以“会像贼一样”躲在学校无人的角落偷偷点烟，等风吹散自己身上的味道后再回宿舍。吸烟期间有人经过，她会立即掐掉，躲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

她不理解的是：既然大家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要像管控未成年人一样禁烟？

王霏霏所在学校禁止吸烟，但公共厕所里弥漫着浓郁的烟味，回寝室的路上也有人点烟。王霏霏说，“如果做不到强制要求所有人不抽烟，为什么不能像机场一样在校园通风环境设置吸烟点呢？”

关于吸烟点的问题，于莺和学校老师交流过，老师表示，建吸烟点比想象中麻烦，比如，吸烟点位设在哪、消防能否达标？

控烟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工程，终极目标是保护所有人，在校园这样人员集中的公共空间里，控烟措施的不充分侵蚀着二手烟受害者的耐心。在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危害这一点上，郑频频认为，政策、规则的实施要起效，需要明确的反馈和举报机制、具体的负责部门。上述《无烟学校参考标准》提到，学校应设有兼职控烟监督员或巡视员，并有明确的工作职责，要将履行控烟职责的情况作为师生员工评优评先的参考指标之一。

“一方面是政策、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环境会影响社会规范、校园文化。”郑频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公共场所还有随地吐痰的人，现在很少了，“人们的很多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

在共识形成前，摩擦仍会发生。“我知道我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了”，于莺说，因为她控烟的努力，一些学生无法再在教学楼门口或厕所抽烟，她能感受到他们的不满。但她的态度仍然很坚定，她说，她不反对吸烟本身，但她认为，吸烟者不能让他人闻到二手烟，损害他人健康。

提到和吸烟者的关系，杨泽禹说，在学校参加活动时，他认识了两个吸烟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在杨泽禹面前吸烟，问他能不能闻烟味，知道他不能后，就把烟收回去了。有一次他和他们一起打比赛，比赛结束后这两个朋友先出去了。后来杨泽禹才知道他们去抽烟了。他觉得相较于室友，他更喜欢这两个朋友的做法：抽烟，但顾及了他人的感受。

读研三年，尚萌萌逐渐感到失望，对于有烟瘾的同学，他感受到劝阻的困难，只能自己尽量躲开。今年夏天毕业前那段时间，他也很少去学校了。

和记者通话过程中，尚萌萌的嗓子开始疼。他说，长期吸入二手烟对呼吸道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只是在医院检查，他就去过不下一百次，他不只看过呼吸科、过敏科、耳鼻喉科，有时候被烟熏了眼睛痛，他去眼科看过四五次；闻到烟味吐胃酸，他也去过消化科。

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敏感的身体怎么办，“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在控烟了，所有的动力，都是在保护自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郑频频外，人物皆为化名）

设计 祝碧晨